▲ 黄昏时分，北京五环外的一处建筑工地旁，55岁的老范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着他的晚饭。三个馒头、一袋混合着豆腐干、花生米和零星肉食的小菜，共价值5元。路边熙来攘往的车辆扬起的灰土，被他就着馒头咽进了肚子里。像老范这样的老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中国人最忧心的“未富先老”的挑战已经抢先一步在农民工群体中显现。

▲ 河北人老辛今年59岁，四年来一直在工地上给人做水暖工程，来北京之后他最奢侈的就是花八十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

▲ 老辛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承德修摩托车，小儿子去了三亚做房地产，家里的12亩地，8亩平地都包给别人种了，每亩每年收入1100元，剩下的山地老伴在种谷子。

▲ 老辛一家都漂泊在外，只有过年才能聚在一起，他每年到年底能省下4万块钱。

▲ 老辛和几个工友挤住在一间宿舍里。晚饭时工头请喝酒，12块钱一瓶的牛栏山。他们在食堂买了三个小菜和几个馒头，一顿饭就这样凑合过去了，但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奢侈。

▲ 像老辛这样的老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根据今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到了17%，总数超过4600万人。

▲ 建筑、运输等行业工作又苦又累，年轻人越来越少，活跃在这些行业的多是50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本应在家颐养天年的群体，却为了挣钱补贴家用或存钱养老而漂泊在外。

▲ 老冯在工地上开货梯。他的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条件差，高中毕业时也没法安置工作，又赶上男女比例失调，所以他一直独身。去年，他把自己的三亩地给兄弟种，然后跟着同乡的包工头来到北京。他说自己活了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觉得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但为了赚些钱养老，却要在这个年纪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每月能挣2500块钱。

▲ 外梯墙上贴着的资质证书上显示老冯的年龄是58岁，可他看起来有近70岁的模样。

▲ 晚上下班后，老冯回到宿舍吃饭。他的晚饭是5个包子，一个1块钱。宿舍里太热，人又多，老冯一边吃饭一边拿毛巾擦汗，屋里弥漫着浓重的汗味。

▲ 老冯在公用盥洗室里擦洗身体，这里居住着上百位农民工，环境简陋，空气污浊，但即便如此，为了多赚一些钱，仍然有很多人委身于此。

▲ 老何家在河南，57岁，家里有四个孩子，最小的还没结婚，他说结婚要用钱，老婆身体又不好，只好出来打工。

▲ 老何的儿子在人民日报下面一个杂志工作，他珍藏着儿子的一张名片，尽管已经揉得皱皱巴巴，但他仍然当宝贝一样。有时工友会跟他开玩笑，说他儿子是假记者，这让他非常伤心。

▲ 老范来北京五六年了，一直在工地上给人铺地暖，每年能挣3万块钱。他有一儿一女，女儿嫁了人，儿子在杭州打工，但却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判了十年刑，法院寄了一纸传票到家里，他追去杭州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继续在外漂泊。他说儿子快出来了，总得赚钱给他结婚。

▲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高龄农民工是一个身处于夹缝之中、很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无论保安大哥还是保洁阿姨，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8%，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16.7%。

▲ 老高在清扫大兴某小区前的一条街道，他65岁，儿子在北京卖二手车，他就跟着一起来了北京，每个月收入2000块。

▲ 老徐的工作是在工地上给墙体贴保温板，他今年58岁。

▲ 老郭和老伴是辽宁丹东人，他们也是跟着老乡一起出来打工，老郭在工地上做些零活儿，老伴在住地给大家做饭，这样两个人可以多一些收入。

▲ 老郭怕热，他们租住的房子不通风，他总是睡不好，于是问工头借了个电扇。

▲ 田阿姨65岁了，黑龙江漠河人，以前在幼儿园做保洁，现在在北京大兴做环卫工人，她和老伴在北京一个月的开支是900元。

▲ 田阿姨说还没想过什么时候回老家去，她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她有一儿一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孙子今年12岁，已经快跟爷爷一样高了。

▲ 当整个社会还在纠结于延迟退休政策时，老年农民工群体则无声地演绎着“延迟退休”的苦与累。如今国内不少地方都明令“严禁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但老年农民工的人数却一再冲高，归根到底，未富先老是根本原因。他们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挣钱不仅仅是为了养老，也是为了养家。

当整个社会还在纠结于延迟退休政策时，老年农民工群体则无声地演绎着“延迟退休”的苦与累。如今国内不少地方都明令“严禁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但老年农民工的人数却一再冲高，归根到底，未富先老是根本原因，他们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挣钱不仅仅是为了养老，也是为了养家。

根据《中国青年报》2012年7月12日的报道，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中显示，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84.7%，每人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只有34.6%，每人月均养老金仅74元。

而在澎湃新闻名为《上亿老年农民工，他们的养老谁来管》的报道中指出，就中国而言，2.73亿的农民工大多数正是在从事这样一些低报酬、没福利、无保护的“穷忙”工作或“转包”工作。无论血汗工厂还是建筑工地，无论保安大哥还是保洁阿姨，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8%，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16.7%。因此，当许多老一代农民工为中国城市建设贡献了二十年后，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购买过社保，无法在城市退休，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仅仅只有每月80元的杯水车薪，就算家里有几亩责任田，但“上有老、下有小”而人多地少、种田不赚钱的状况，迫使众多高龄农民工不得不留在每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继续奋斗到终究将扛不动钢筋、挑不动砖瓦的那一天。

高龄农民工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个身处于夹缝之中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中国人最忧心的未富先老的挑战已经先一步在农民工群体中显现；高龄农民工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原因，也许暂时难以从根源上化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作为。

如果改变不了老人们还要继续工作的现实，那至少也要在他们工作的当中，给予更好的待遇和保障，如何调整、落实养老保险政策，使之能够惠及每一位曾为中国经济洒过汗、出过力的普通劳动者，这才是中国式养老问题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