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丽丽

Q1：请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次设计任务的感受？

“虽然时间急任务重，但这项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

Q2：您觉得这个项目跟传统的设计，在服务方式、服务理念上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是个应急医疗项目，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急”。一来，我们要用非常规的付出投入给施工方留出更多的建造时间，让医院能够如期交付，达到救治病人的目的；二来，像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像平时做设计那样，有充分的调研时间，有充分的思考时间，而是需要团队有一个深厚的医疗设计沉淀。

我们无法去选择最合适的材料，也无法去推敲更美的一种设计造型，而是要把需求放在第一位。建筑材料只能就地取材，有啥用啥，就是要快，因为采购也需要时间。

其次因为它是一个临时应对型医院，是为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感染所建，考虑到未来的升级、改造甚至转移，我们也对设计进行了一些优化和考虑。

Q3：您觉得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后来是怎么去解决的？

在此过程中比较困难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时间非常紧张，给我们的时间有限；第二，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防治传染病医院的项目，对于这种项目来说，设计难度很大，其中的技术也很复杂；第三就是这种项目的参与方非常多，除了设计方外，有建设方、使用方、施工方，还有专项设计的配合方等，各方面的配合非常多，如何去协调各方的需求，更快地推进项目建设。

问题解决方面，在时间上，尽量通过多上人员来抢时间，大家也都在超负荷工作。

关于技术复杂这一块，首先我们团队本身接触医疗项目比较多，特别是武汉市最大最专业的传染病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就是由我们部门设计的。这次设计团队的人员也基本上都有参加金银潭医院设计的经验，大家对于医院设计的要求比较了解。如果我们对医疗设计达不到一定程度的积累和沉淀的话，可能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设计任务。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也得到了中元国际“小汤山”设计团队的大力支持。

关于协调各方的问题，主要还是通过多次会议和及时沟通等方式来解决。原本卫健委派驻的一个医疗专家组作为最开始的使用方时，我们通过参加各种会议，了解他们的需求，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及时地进行书面回应和电话沟通。后来使用方变成了军方，我们也同时跟军方经过了至少三次的协商，最终把修改好的设计图纸给他们进行确认。

与施工方的对接主要是以牵头方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为一个大接口，及时通过这个接口传递信息，确保准确性和有效性。

与专项设计配合方的对接协调，是基于医疗项目的很多特殊工艺的配合。我们作为设计的总控，对方与我们的一些技术参数要进行对接，所以我们需要相互协调等。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每天的电话、微信从不间断。这样的联络工作比较繁重，我们通过及时沟通、电话联络和各种协调会议，快速回应需求、解决问题。

Q4：在此过程中，有什么值得铭记的故事吗？

我觉得每个参与的人背后都有各自的不容易。比如这个项目设计的总负责人汤总，他即将60岁，快退休了也是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但是作为负责人，可以说他这10天里一直都处于很紧绷的状态。我们团队都非常担心他，但他从来都没有过任何抱怨，一心地想把事情做好，全身心投入其中。汤总这种精神非常让我们感动，大家也非常敬重他，觉得有这样一个团队领头人，很安心。

△ 汤群 中信设计副总建筑师、火神山医院项目设计总负责人

另外从专业技术层面来说，汤总是我们院医疗设计方面非常专业的专家，他的工作态度严谨但不墨守成规，他考虑到项目的特殊性，有些地方该坚持的就坚持，可以折中选择的也会折中。正是这样全方位的专业把控，才让项目能够快速落地。

与此同时，在此次项目中，我们的中坚力量承担了很多协调工作。正值40岁左右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既是家里的顶梁柱，又碰到了疫情时期的紧迫工作任务，但是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一直住在单位附近的酒店，兢兢业业地工作，承担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一些年轻同志，没结婚或刚结婚的，大家也是通宵达旦的工作。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理由，说“不”，但他们都不退缩，也不抱怨，甚至从开始坚持到结束，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

熊光

Q1：请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次设计任务的感受？

“前仆后继，坚持不懈，我们一定会赢！”

Q2：此次设计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此次设计面临的困难非常多，而且跟时间赛跑，不容有失。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病魔的威胁、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1月23日召集机电二院同志加入战斗时，士气非常高涨，设计之初为提高效率，我们采用了团队集中作战。除夕夜我们通宵加班，没有观看春节晚会哪怕一个节目；新年钟声响起，我在机电二院微信群里发了个红包，注明“代表张帆、陈车等加班的同志恭贺新禧，喜迎新春！”紧接着，红包纷至沓来，注明“向跨年加班的各位同事致敬！”。然而在大年初一，我们的主要电气设计人胡鹏在两天通宵作业后出现了发热和头晕症状（后诊断为B型流感），设计团队出现了减员。

而后，总院有其它同事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医学角度来看，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着与病毒携带者接触的风险，而且都没有脱离14天隔离期，大家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也有人打起了退堂鼓。总院立即调整了工作方式，将集中办公改为分散办公并提倡远程办公，加强防疫消毒，加强办公环境通风，避免集中就餐，为院内工作的设计人员安排酒店单间住宿，减少回家隔离对家人的风险。我们很严肃地对大家公开了面临的情况和风险，在机电二院的基础上，补充了总院所有机电部门的资源和技术力量。

1月26日，我们通过3天3夜的作战，拿出了第一版图纸，保证了项目的落地实施。而后，在卫健委专家对图纸意见的基础上，我们也快速拿出了第二版图纸。在这时，机电二院暖通副总工程师李军也出现了高烧情况不得不退出工作。在与军方交流图纸意见并提出第三版成果时，承担机电专业现场服务及资料报送的高级工程师冯涛也病倒了。就是这样，我们顶住了病魔的威胁和内心的恐惧，前仆后继，不断充实调整和轮换设计力量，保证不掉链子不脱节，机电团队从最初的20多人到最终项目参加人数达到50人，坚持不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质量地完成了设计任务。

当然也有一些“小困难”，例如带着口罩连续几个小时设计画图实在太难受，有时连喝水都是一种奢望；特别是在得知接触也可能传染后，就连电梯按钮、鼠标键盘也需要酒精消毒了。

Q3：在此过程中，有什么值得铭记的故事吗？

这或许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

1月23日及之前，坏消息接踵而来，直至当天上午武汉宣布封城。我在朋友圈上留言：“这么多年，终于可以给自己放一次长假了。”看似轻松，实则是苦涩。

当天下午4点多，收到林院长的紧急电话通知，传达了武汉准备在蔡甸以北京“小汤山”的模式建设一座救治中心的消息，当时的兴奋无以言表：就好像擂台上两个拳手，一个是病毒，一个是自己，一开始只能闪躲和挨打，苦苦支撑，终于一声令下可以还击了，当然是拼命地去打啊！

很快就召集了机电二院的设计团队，大家都摩拳擦掌。所谓勇气，就是在明知风险的情况下，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