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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业干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一座城市打上标签？答案是一年干出一万亿。
账是这么算的：近日，江苏省南通市统计局发布了数据，南通市建筑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达到10568.7亿元，这项产值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而2021年，南通市GDP为11026.94亿元，这意味着，南通建筑企业的产值，几乎等同于南通全市GDP。
当然，建筑业四海播种，建设的项目遍布全世界，只能为当地创造GDP，无法并表南通。
不过，虽然把GDP留在了当地，但总数达210万的南通建筑业人员，还是把存款带回了家，助力人均存款领跑全省。据《江苏统计年鉴2021》，南通人均存款达10.4万元，超过南京的10.2万元，同样位居江苏第一。
和这些“第一”并列的，还有一长串数字：
南通拥有特级资质建筑企业24家，占江苏全省特级资质企业数量30%，中国承包商80强榜单中，南通占据10席。截至2020年，南通还捧回115项中国建筑行业最高荣誉“鲁班奖”，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
一座城市被打上一个标签，自然有其源头。那么，有三个问题值得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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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的建筑业，底子是怎么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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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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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有许多“起高楼、宴宾客”的盛景，南通建筑业是会重蹈覆辙？还是永立潮头？
提到南通，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事实上，南通建筑业的“基底”，正是张謇打下的。
在老家南通，张謇不仅广泛招揽国内的能工巧匠，还邀请外国专家，几乎是从无到有打造出一座南通城，使其同时拥有七个“中国第一”，包括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座博物馆、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聋哑学校、第一所气象站，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仅就建筑而言，从1895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到他去世的1926年，南通兴建的建筑面积超过了旧城区原有建筑面积的总和。
张謇之子张孝若为父亲写传记时特别提到，那时，南通“内地有五百多里的马路，一百多部的汽车，非但江苏没有，恐怕（中国）也没有第二个地方（有）”。
如果说张謇开创性地推进城市建设，为南通建筑业打下最初的基础，那么，在民国时期，陶桂林的出现，则帮助南通建筑业“扎下根”。
陶桂林出生于南通，12岁经叔父介绍奔赴上海滩闯荡，从木工一路逆袭，做到工地主任，掌握了彼时最先进的建筑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此后，他创办陶馥记营造厂，发展成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建筑企业。
和张謇“路径”类似，陶桂林聘请一批留洋回来的留学生，提升公司技术实力，帮助他后来拿下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上海国际饭店等业内瞩目的大工程。
更关键的是，陶桂林大力培育人才。1931年，他在家乡南通吕四镇（今属启东市）投资创办国内第一所建筑职校“志诚土木建筑职业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建筑人才。
有了人才“托底”，当市场有需求的时候，南通人获得了趁势而上的条件。
不过，在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建筑需求并不多，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规模建设需求涌现，南通人才承接到第一波“超级红利”。
1952年，南通文化馆落成，由临时从各个乡镇抽调来的100多人的“草台班子”建设。
在此基础上，南通市政府决定，成立南通国营建筑公司，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进军建筑业，不只承担本地建设任务，还会派到外地支援，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南京长江大桥等知名工程都有南通人的身影。
建设人民大会堂时，1958年5月，周恩来、刘少奇到工地上慰问了南通建筑工人。此前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在头版赞扬南通建筑公司“政治和经济拧成一股绳”，号召全国学习南通建筑公司。
南通建筑公司渐渐打响名号，因为打造的项目质量好、进展快，得到更多肯定，不少国家建设项目被交到南通人手上。
当时，南通地委和南通市委因势利导，在全市范围内组建集体所有制的建筑公司，南通二建、南通三建、南通四建、南通五建、南通六建等都始建于这一时期，他们在农村四处招兵买马，以建筑民兵的建制方式，团战“消化”任务艰巨的国家工程。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南通人又承担了大庆油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拉萨饭店等建设任务。
在位于祖国北疆的大庆，一年中，有半年处于封冻状态，只有半年可以施工，而南通建筑民兵集结40个连8108名民兵，另有4000人烧制红砖，半年便完成115幢共计37万平方米的住宅楼，“大庆有铁人，南通有铁军”的佳话随之流传开来。
保证速度，也要保证质量。拉萨饭店项目，从设计、土建、安装，到墙壁装饰、室内配套、庭院绿化等，全部都被南通四建及南通下属乡镇建筑队伍承包下来，要直接向国家“交钥匙”。
到交付的时候，整个工程一共数万个总测点，平均合格率达到96%以上。
据媒体报道，在“鲁班奖”工程验收中，验收专家故意找了靠近过道的一处瓷砖查验，结果完全合格。“连细枝末节处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这就是铁军的品质。”
最终，拉萨饭店为南通建筑业斩获1988年度“鲁班奖”，也是南通人收获的第一个“鲁班奖”。通过连续不断打硬仗，南通铁军积累了深厚实力和良好口碑。
1978年，南通三建建设克拉玛依油田时，在“铁军”内担任“营长”的是黄裕辉的父亲。
那一年，黄裕辉7岁，他至今清楚记得，在父亲大胆走出去后，家里的生活条件开始变好，瓦房变成了砖房。这让他早早地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过得好，就要往外走。
正是肉眼可见的“赚钱效应”，促使越来越多的南通人加入建筑业。因为地利优势，不少南通人选择前往上海造房子。
要在高手云集的上海滩立足，绝非易事。据早年闯荡上海、年过七旬的建筑工人顾金全回忆，那时候，南通建筑队伍属于悄悄潜入的“外来户”，揽来的任务都是当地国营建筑公司懒得做的粗活、脏活，包括通下水道、修化粪池等。
饶是如此，丝毫没有影响南通人到上海谋生的积极性。1981年，南通在沪施工队已经达到122个队、15791人的规模。
面对“地下游击队”状态，第二年，南通相关人员与上海有关部门商谈南通建筑队长期在上海施工的问题，“地下游击队”才变成公开认可的“正规军”。
紧接着，恰逢上海市政府开建杨浦区长白新村、虹口区曲阳新村，南通人嗅到机遇，由政府出面洽谈，成功承建这两个小区。
南通数万建筑大军鏖战17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打响“头炮”，后来，又在上海打造出一系列优质工程。
现在有“盒区房”的说法，那时有“南通建筑拥趸”，一些受访者对媒体直呼：“只要问到施工队伍来自南通，心就笃定了！”还有人自称是“南通建筑粉”，这些年换过3次房子，每次都追着南通人盖的楼房买。
曾担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顾炳生评价说，南通人“用敢打敢冲、攻城掠地的气势，精良的施工技术征服了上海人，在业界高高树起金字招牌”。
公开资料显示，自1983年起的五年时间，南通有多达26万人进入上海施工，完成施工产值23.7亿元。
厚积方能薄发，1992年，已经“征服”上海的南通建筑企业，再次承接到改革春风催生出的一波“超级红利”。
这一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
也是在这一年，浦东大开发掀起热潮，地利优势叠加本地口碑，南通建筑企业承接到一连串大工程，成为上海大建设的最大受益者。
据统计，上海每100座超高建筑中，就有15座由“南通铁军”打造，迄今南通铁军已打造上海298座超高建筑，更别说无法确切计算的桥梁、小区等项目。
制霸上海的同时，南通建筑业向南京、深圳、北京等城市进击，拿下的项目多得连建筑装饰这样的业务都长期无暇顾及，业内人士花志华甚至为此“深感可惜”，“在项目建设上投入的精力太多了”。
南通建筑企业不断扩大“辐射范围”，2000年以后，大批南通建筑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更是加速向外发展，不只在国内，还在世界各地掘金。
比如，南通六建独立承包了“世界第一高楼”哈里发塔的全部土建施工工程。2017年，以色列住房建设部门面向全球招标6家建筑承办企业，南通二建、龙信集团、顺通建设，以及之后递补的南通六建先后中标，差不多掌控整个以色列建筑市场。
此外，在俄罗斯、新加坡、韩国、巴西及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南通建筑铁军的身影。
这些年来，南通建筑企业继承了“铁军”擅打硬仗、吃苦耐劳的优点，也在运用技术提升实力。
2018年，在南通六建办公室，董事长沈卫东就曾向参观者演示过公司常用的BIM技术。这种技术通过建模，可以把房子变成可视化的“数字房”，工人能用这个模型进行动画漫游，全方位查看。
依托于相对强势的建筑业，很多南通人富了起来，也推动城市GDP节节攀升，在15年中突破9个千亿级台阶。
2018年，南通GDP为8400多亿元，比西安、济南这些省会城市的GDP还要高。到2021年，南通GDP突破万亿，达到11026.49亿元，而这超万亿GDP构成中，约4.5%来自农业，5%来自家纺产业，约8.1%来自建筑业。
可以说，建筑业是南通自张謇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最大“底气”，但在狂奔中，和房地产行业一样，不可避免地遭遇发展困境和转型阵痛。
从1982年在上海被公开认可，到今天，南通建筑业已奔跑40年，特别是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更是进入狂奔状态。
建筑业狂奔，其下游房地产业基本面也慢慢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经济学家马光远看来，中国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了住房从短缺到供需平衡的历史性巨变。
正因如此，房地产业从“黄金年代”，滑落到“白银年代”，如今，诸多房企又直呼“黑铁时代”来临。
房地产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建筑业的钱也越来越难赚。
中国建筑业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到2021年，建筑业产值利润率（利润总额与总产值之比）自2014年达到最高值3.63%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2021年，建筑业产值利润率仅有2.92%，跌破3%，为近十年最低。
利润不断下滑，原材料价格却在上涨。
业内人士称，自《水泥行业去产能行动计划（2018-2020）》文件下发后，环保整治风暴席卷全国，各地开展了治污去产能行动，在客观上减少了建筑原材料的产量，砂石严重缺货，价格一路上涨。
作为主要的建筑原材料，砂石、水泥占据施工总量的一半以上，建筑企业工程施工成本因此大大增加。
建筑行业“两头堵”，还会受到房地产业投资收缩、资金链高度紧张的冲击，如果遇到大客户“暴雷”，自身也有可能被带进深渊。
如此密集的风险因素，使建筑业进入阵痛期，合同纠纷猛增。
2018年至2021年，南通地区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10257件，同比增长达163.9%。
饶有意味的是，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有针对性地为建筑企业提示26项法律风险，包括投标前对建设单位地资信审查及项目风险研判不足、对工程造价缺乏合理预测、工程资金缺乏监管、前期垫资后期工程款回收效率低等。
这些法律风险，每一项都匹配具体案例，可见有现实状况“背书”。事实上，仅仅是工程款回收一项，就让南通一批建筑企业“中招”。
有传闻称，某家头部房企“暴雷”，南通建筑业深受影响，南通六建不得不破产重整，苏中建设一年内两次被申请破产重整，另有一家建筑企业背负该房企360多亿元欠款岌岌可危。
这不是南通建筑业独有的现象，而是整个行业的发展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仅2021年下半年，就有2家特级、4家一级建筑企业申请破产重组或清算，它们来自云南、浙江、重庆、河南等地，原因均是“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形势严峻，转型迫在眉睫，不管是南通市，还是各建筑企业，都已经展开行动。其中，加快建筑企业现代化转型，成为共识。
在业界看来，目前形势下，推动建筑行业现代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而业内数据显示，以最终产品绿色化、建筑生产工业化、建造过程精益化等为主要特点的“建筑产业现代化”，可以减少80%的现场垃圾、60%的材料损耗、50%的用工成本、30%以上的建设工期。
换句话说，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被视为南通建筑业缓解阵痛的“药方”。
此外，南通建筑业还有另一重“困境”，这就是行业人口的流失。这些年，南通人四处盖房，缔造建筑业传奇的同时，大批人把他乡变故乡。过去十多年，南通每年的净流出人口几乎都在30万人以上，到2019年，流出人口中有43.3%从事建筑业。
结果是，南通成了全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比全国提前17年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超过30%，仅次于上海。
为此，南通多次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比如2017年开始实施的“通籍英才归雁计划”，四年成功吸引近6万名南通籍高校毕业生回到南通就业创业。
2016年，南通确定“3+3+N”的产业发展方向，以高端纺织、船舶海工、电子信息三大重点支柱产业，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三大重点新兴产业，以及航空、生物医药等产业作为发展重点，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此后，南通重大项目数量、投资规模屡创历史新高，大批重大项目、特色项目争相落地，吸引众多外地优秀人才和产业工人前来。
然而，从一定程度来说，“热闹”并不属于建筑企业。南通市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流入人口中有43%从事制造业，媒体评论道：“产业变革带来的人口结构调整，让这座严重老龄化的城市开始呈现出一定的朝气。”
当南通把发展引擎转向先进制造业时，南通建筑业要平稳发展，更需要借助现代化和数字化技术手段，修炼好“内功”，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努力打拼。
对于南通建筑业，这是一个选择；对于其他省市的建筑企业而言，这却可能是穿越阵痛、行稳致远的必由之路。
但无论南通，乃至全国的建筑业从业者，都是为这个国家创造了巨变的人。他们或是在熙熙攘攘的工地现场，或是攀爬在脚手架上，或是相伴泵送设备的轰鸣，或是在办公室里修改电气线路图纸，或是奔走于设计院之间。
上百年来，敢为人先的勇气，不吝创造的果断，和一个又一个坚韧、勤劳、智慧和磨难故事的总和，都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财富。
所以，南通建筑业的故事结束了吗？它或许才重新开始。
转自：施工技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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