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产率的加减法》（点击标题即可阅读原文）中笔者曾经提到过“产业转移”是（现阶段）提高劳产率的终极办法，这个观点在很多产业转移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并且，产业转移还涉及很多内容：产业链、价值链、动力、区位、模式等等，对陷入瓶颈期的中国建筑企业的战略发展、生产销售、海外市场布局，甚至用工难等问题，都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更不必说国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链条不断被拉长。各国利用自己或者他国的比较优势，形成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分工，在产业链上占据某个位置。当分工变化时，每个国家都要从产业链中寻找更适合自己角色的位置。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差异的。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其不断地从高成本国流向低成本国，并带动产业的国际转移。当一国不再从事某一类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由另一国取代了这些生产时，这就发生了产业的国际转移。制造业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产业。（《国际产业转移与非洲制造业发展》韦晓慧、黄梅波）。

有学者（王虎2008）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当时美国国内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日本和德国等国。而日本的优势在于工资水平低、人力成本便宜，且教育水平高，工人熟练程度较高，完全可以满足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生产的需要。日本制造业很快在全球占据重要份额，“日本制造”开始享誉全球。

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有一定轻工业基础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转移，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因此成为当时经济发展强劲的“亚洲四小龙”。

第三次国家产业转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量小，劳动力总量不多，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这时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及各种政策优势恰好为承接“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很好的机会。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各国产业的演变经历了技术水平从低到高的过程。产业的要素结构也经历相似的演变脉络，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最后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过程。

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看，因为区域间要素价格差异，某项被频繁使用的生产要素，总会寻找价格便宜的地区（比如制衣业逐渐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从市场结构和需求看，随着经济发展，需求结构会逐步提升。市场需求旺盛的产业得到发展（比如电子类产品、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在我国的发展），而需求萎缩的产业则寻找、转移到其他地区（比如未跟上智能手机浪潮的波导手机，转移到非洲成为现在的传音）；从市场规模与分工看，市场扩大会促进分工的发展，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伴随着市场扩大、分工发展，必然产生区域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其间必然导致产业的转移和重组（比如鸿腾精密与之富士康，富士康与之苹果）。

无论是“纵向一体化”还是“水平分工”（《建筑业底层逻辑选择与推演之三》（点击标题即可阅读原文）中的探讨），价值链的三大环节：技术环节（包含研发、创意设计、生产加工技术提升、技术培训等）；生产环节（包含采购、质量控制、包装、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和库存管理等）；营销环节（包括批发零售、品牌推广以及售后服务等），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中都可以不断分解并实现全球化布局。比如某些跨国公司将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营销销售、核心部件生产环节安排在发达国家，将中附加值的主要零部件制造环节安排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将低附加值的辅助零配件、组装等环节安排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跨境产业转移的价值链分工布局论》江小敏）。这些从苹果公司产品的生产环节及各环节的利润分配可以看出，一个iPod，硬盘是日本的（在中国生产），芯片是美国的（在新加坡生产），存储器是韩国的，在中国组装，销售又回到美国。它作为主导厂商（即“链长”），占据了绝大部分利润，而作为供应商，特别是低端零部件的供应商的利润则微薄的可怜。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的相对提升，中国公司也已开始将部分产业、生产环节向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东南亚、非洲等地转移（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我国建筑业面临的是旧基建市场的饱和（新基建市场技术、工艺产品还未定型），而现行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已经高度标准化和普及（具体原因见后“技术溢出”），大部分工程项目，大、中、小型企业都可以同台竞争，而劳动力、原材料、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成本居高不下。

大企业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外包，向资本密集型（比如PPP项目）和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部分）转变。而小企业则要不作为大企业的供应商或代工厂，要不零敲碎打承揽些项目（《从三体看建筑业底层逻辑选择与推演》（点击标题即可阅读原文）中的探讨）。但是，个别小企业靠着大企业的“技术溢出”（参与大企业施工过程中的各种培训、大企业技术人员冗余的吸纳、各种工作标准管理制度的模仿……），不断成长，大企业的技术密集型转型并不会有长期优势。大企业必须越来越注重对于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的设计开发和核心技术关键部位的制造，而对那些一般通用技术，易于标准化生产，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对某单项生产要素敏感（比如劳动力需求大）的环节外包给更具成本优势的小企业。而为形成巩固的联盟或集群，大企业可以使用投资、低端技术转让、培训、信息提供等方式，将这些供应商变为准系统内企业。而小企业作为供应商，除了采用采购方的标准外，还应不断优化生产流程，形成竞争优势（《建筑业底层逻辑选择及推演之四》（点击标题即可阅读原文）探讨的）。

这样的互动关系同样可以运用到企业内部。由某一层级某一公司作为主导，将生产环节分解，由其他公司按照专业分步骤参与生产。各专业公司除了服务母公司，也可为其他公司服务。

市场需求是产业转移的强劲拉力。由于区域的人口规模、购买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规模的市场。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市场需求大于产业供给时，就会形成较大的产业利润差（《跨境产业转移的价值链分工布局论》江小敏）。建筑企业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市场都是在寻找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国内市场虽呈饱和，但东西部的产业级差存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西部要承接部分东部产业，那么西部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还需提高。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虽然需要高铁、特高压等，但因疫情和中、美（及其其他国家）贸易争端，短期内不会对我们开放市场。中国企业更应该关注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产业转移的下一个地区：东南亚和非洲。那么就应关注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贷款等业务动向以及RCEP的落地实施。特别是东南亚，除了其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外，是否可以在这些劳动力充足且低廉地区成立劳动密集型建企，为国内提供相关劳务服务（就像前些年北京上海开放菲佣市场）。

中国建筑企业或已经，或正在，或必将成为全球化的公司，但是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亟待加强。这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全球公司治理机制。必须从全球资源协调者的角度去重新定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层级和服务功能，重新认识组织、链条、竞争力、品牌……重新选择总部与各地区分支机构之间的角色、职责分工及决策方式，这样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前一阵关于科兴生物大股东竟然是日本软银的消息，让有的人愤怒，有的人唏嘘。这里用总书记在意识形态斗争上的那句话——“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很能说明问题。实体企业必须要用好“资本”这个武器，去为实体经济服务。

对于建筑企业，针对“新基建”、“数字化”的高科技企业，针对“智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公司，针对“双碳”的新材料行业（在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建材生产和现场施工。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中，这个阶段产生的碳排放占比接近30%……通过使用可回收、可再生的材料或者复合纤维材料实现碳减排。《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袁志刚著）都应该是建筑企业资本必须延伸的方向。而且这些行业的投资既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又是建筑企业成为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基础。

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有直接投资、并购、参股、技术合作等。建筑企业既可以在技术高地成立研究院（如华为在各地的研发中心），也可以在低成本地区成立劳务公司，或者是在我国技术、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的产业，通过对外投资这类产业，反哺国内经济发展（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技术反哺领克）。无论何种方式都要为企业全球化战略服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实现，中国也终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的建筑企业也要顺应时代潮流，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及早重温一下那本十几年前流行的《世界是平的》，从心理到认识，再到实践，去迎接这波浪潮的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