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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錄自第15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3月4日）《從安居到宜居 新公屋狂想曲》。撰文：黃雅婷 出版： 2019-03-07 12:00 从设计师角度，可能觉得香港的公屋比较“乏味”，但是从柯布西耶“少即是多”角度，也讲的过去…… 从建造角度，我们可以通过本文一窥香港的公屋曾经世界领先的产品化理念…… 从政府角度， 可以透过本文发现香港公屋起伏的发展情况以及不同阶段产品化特点和方向……总之，真正载入史册的都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找到痛点，解决痛点……而不是找到痒点，挠挠痒痒……
【公屋狂想曲．一】回憶舊蘇屋邨 40年前蕭婆婆的桃花園 許多香港人都不知道，香港公共房屋的起步點曾經比許多國家都要高。 最初，從外國前來觀摩的人，無不驚訝小小的殖民島上，竟實現了法國建築大師「功能主義之父」柯比意（Le Corbusier）的建築理念：小城裏滿是摩天大樓，密集式規劃，堆疊的設計，高層建築，底層架空，一條小屋邨就能住上歐洲整條村落的人口，周邊還要包攬學校、餐廳、休憩與醫療用地。 然而，一切像早開的桃花，其後數十年，其他國家的房屋設計迸發超前，香港公屋卻逐漸失去光環。人住公屋，我住公屋，香港公屋為什麼現在會落後於他國？我們跟着蘇屋邨的老街坊來到蘇屋新邨，看看公屋的故事，與建築師談談公屋設計，看看公屋是如何煉成的－－公屋設計又有何局限？ 2015年5月，一場立法會會議上，有一個關於新公屋的小小波瀾。 一批受石硤尾邨與白田邨重建計劃影響的公屋租戶透過議員反映，獲編配的重建公屋單位採用了新公屋設計，居住面積比舊居窄小，政府逼他們大屋搬細屋，令市民深感失望。
當時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為此作書面回覆， 解釋目前的公屋秉承「實而不華」的設計原則，採用了「構件式單位設計」（Modular Flat Design），使建築更能充分發揮土地發展潛力與符合經濟效益。 把他的話說得更白一些，官方的回應其實是指出新公屋設計已勝舊公屋一籌，新的設計把地盤的方寸都算得更盡。「構件式單位設計」經過民間意見和建築師專業分析，設計後的房間起碼放得下床與衣櫃，已經夠用。此外，政府有其編配的標準，一人派約七平方米室內樓面面積，有少無多，沒人例外，公平公正。 套用過往房屋署的官方介紹，新公屋其實是累積經驗而進化的優化產物，它貫徹了建築學的「功能主義」與「形隨機轉」（form follows function）精神，以實用為本，既要顧及成本，又要不停起樓，以追上有增無減的輪候公屋人口，同時確保樓宇質素和安全。
房屋署前建築師衛翠芷對香港的公屋情有獨鍾，並期望香港公屋設計一天比一天進步。（羅國輝攝） 房屋署前建築師衛翠芷醉心研究公屋，退休前更以早期公屋設計為研究對象攻讀博士，這位「公屋達人」怎樣看新公屋？她說，目前的新公屋雖不能說是終極完美之作，卻是權衡各方輕重後，較適合香港的居住模型。 花了十幾年時間輪候所得的公屋，真的就是你和我想要的家？
公屋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一直嘗試改變設計，以適應不同時期的社會需要。（資料圖片／香港記憶網站圖片）
歲月如歌 老街坊的桃花源 蕭錦瑚婆婆快八十五歲了，她是舊蘇屋邨的街坊，樓下公園的老街坊都叫她阿蕭。想當然地，沒有人會跟一個八十幾歲的阿婆談建築，走在重建後的蘇屋新邨，她自然不懂什麼是功能主義建築，什麼是「形隨機轉」，她口裏整天念茲在茲的，還是幾十年前與丈夫和三個兒子住在狹小而溫馨的蘇屋邨金松樓306室的回憶。 一切由六十多年前說起。 戰後的香港住屋環境惡劣，政府忙着處理重建工程，無暇發展長遠房屋政策，於是市民只好自行解決住屋問題，口袋有一點錢的會搬進唐樓或自找村落，不然，往往就地搭建寮屋。 經濟較差的戰後難民人口，亦只好買張帆布床，就在冷巷建家。 蕭錦瑚回憶未嫁的時光，她一直都住在深水埗的福榮街唐樓，那時唐樓租金昂貴，居住環境與租值不成正比，十多戶同住在窄小的分租單位，廚廁共用，衞生環境並不理想。
蕭錦瑚婆婆念茲在茲，還是覺得幾十年前與丈夫和三個兒子住在狹小而溫馨的蘇屋邨好。（黎家浩攝）
蕭錦瑚婆婆念茲在茲，還是覺得幾十年前與丈夫和三個兒子住在狹小而溫馨的蘇屋邨好。（羅國輝攝） 「直到結婚，我才搬到上環荷李活道的夫家，一樣是舊樓，什麼都有，老鼠好多，我見到老鼠就驚。後來荷李活道的樓太舊了，政府要拆，我老爺便在大角咀找了個單位，是一間合掌房（兩個單位中間有一道走廊），不用我交租，但要幫手做包租，看守十伙人，十個火水爐，我無做過包租婆的，又不是做戲個陶三姑……我一聽見就無心機，連飯都不想吃，睡覺更加不用說。」這時，蕭錦瑚的丈夫收到政府的信，通知他們蘇屋邨有後補單位，便問她要不要搬進去住。 「初時，我們申請的是華富邨，但蘇屋邨寄信來，話前一手有人住的，搬走了，當然幾大都要啦，可以上樓等於中六合彩啊，小姐。」她嘰嘰笑，彷彿回到幾十年前，收信的那一日。 搬進蘇屋邨那年，蕭錦瑚三十歲，大仔和二仔剛好到了上學的年紀，兩個都在蘇屋邨的劍蘭幼稚園讀書，細仔後來亦在鄰近的健康院產房出世。時光倒流又回到六十年後，現在三個孩子都成了家，視她如珠如寶的丈夫在幾年前因癌病過身，活到這把年紀，沒有人比阿蕭更明白人間的離合都是俄頃的事。
公屋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一直嘗試改變設計，以適應不同時期的社會需要。（鄧倩螢攝）
「舊時生活和現在當然不同，以前金松樓有個大騎樓，晾衫不知幾方便，大騎樓又是Y型設計，好過現在的私樓多多聲。私樓都無咁靚。 之後跟救世軍的社工帶學生來介紹新蘇屋邨，跟團的學生哥一聽到我以前住在金松樓都話：『哇，婆婆你發達啦。』我們一家幾口初初搬來好開心，舊陣時做一家之主不易的。」 然而，回到重建後的蘇屋新邨，她已經不認得了，不知道是因為年紀大了，記性不好，還是人事都經不起複製貼上，新舊蘇屋邨看來看去，除了樓名一樣之外，在她眼內沒有一處相似，以前落樓，閉起眼睛，舊蘇屋邨就印在腦裏，「這是金松（樓），這是綠柳（樓），這是丁香（樓），但現在就算張開眼睇，好像也不是這回事了。」 阿蕭說：「新的更靚，似新起的私樓，不似舊時政府的廉租屋。時代已經不同，大概各有各好吧。 」蘇屋邨拆了又建，歲月如歌，人來了又去，她倒不太傷感，因為記憶中的香港，一向是說變就變的地方。
昔日的蘇屋邨雖然在配套上未盡完善，但當中的人情味和鄰里互助精神，至今仍叫老街坊懷念。（資料圖片／香港記憶網站圖片）
追憶往事 回到屋邨未建時 回溯舊蘇屋邨建邨前，其實是難民聚居的寮屋區，因屢次發生大火，災後數千人無家可歸，1960年的一場大火更把整條村燒光，政府早已計劃清拆，並交由屋宇建設委員會興建其第三個廉租屋項目。 經過五年時間，蘇屋邨在1963年正式完工，經由著名建築師甘洺（Eric Cumine）規劃，他聘請了四個不同的建築師樓負責合共四期的建築設計，使邨內四期建設各有特色，然而16座的大廈卻一貫依山而建，每座樓約8至16層高，共提供5,318個單位。
蘇屋邨的Y型大廈屬本港公屋史上首創Y型建築，當年被視為半山豪宅般的設計，深得租戶喜愛。 （資料圖片／香港記憶網站圖片） 大廈順着山勢，由南至北錯落分布，大部分單位朝向南方，面對維港海景， 當中最為人樂道的，就是阿蕭口中寶貝一樣的幾座Y型大廈，當時屬香港公共房屋史上首創的Y型設計，因外形新奇，配合露台，當年被比喻為半山豪宅般的設計，深得租戶喜愛。 舊蘇屋邨除了外形特別外，規劃上亦提供了大量的室外與有蓋活動空間，又配備幼稚園、官立小學、郵局、餐廳、店舖與健康院等。當時的屋宇建設委員會更會視乎屋邨區內的經濟情況制訂租金，蘇屋邨位於長沙灣，人均租金約15元，較同為屋宇建設委員會的前項目北角邨與西環邨便宜。 重建後建築團隊亦刻意保留了原有屋邨的建築設計，並設立文物徑，對蘇屋的精神和昔日邨內的文化加以認同。
那年那月 街坊自組巡邏隊 對阿蕭而言，舊蘇屋邨的好，不僅因為提供一個住的地方，更因為蘇屋邨象徵她整個青春時代、她的花季以及腦海中最鮮明的影像。 「以前蘇屋邨的走廊不是這樣的，再闊點，走廊的窗是向上揭的，所以，以前試過被賊入屋，那晚我剛好睡在窗下一張貴妃椅上，聽到賊拆窗的聲音，第二天我就同老公講，他話傻婆你發夢啦。誰知第二天真的有人入來，垃圾婆在外面見到大叫：『哎啊，譚師奶，你被人入屋爆格都不知，你睇睇你個窗。』才知道整面的玻璃已經被人拆了下來，個賊完好無缺地把玻璃片放在走廊旁邊。我老公之後就叻啦，在窗上捆了點電線，有人再敢來就電鬼死他，私家防盜系統啊。」 阿蕭說，舊時公屋沒有保安，人人自危，蘇屋邨後來治安日漸惡劣，邨內出現多宗搶劫事件，於是居民自組互委會（互助委員會），一個人拿一支棍，輪流巡樓，多數守到晚上十時，確定住戶都已經回家才收隊。 「這支巡邏隊其實就是一班師奶阿叔，要是真打起上來，我們幾個打不贏，不過得把聲都好啦。回想舊時，蘇屋邨好熱鬧，因為舊時走廊開揚，一路走去有好多戶，人情味特別好。我忘了買鹽，只要企出門口，大叫一聲：『喂，邊個有鹽啊？』至少就有四伙人出來：『我有啊，譚師奶。』還記得有次我進了醫院，隔籬屋煮了燕窩粥，讓我老公帶給我─是真的燕窩呢。現在搬到元州邨，各自為政囉，今時今日同幾十年前不同，時代不同呀，回不去了。」 【公屋狂想曲．二】 人情建構的溫情時代 公屋中有烏托邦 2006年的秋天，四十多年樓齡的舊蘇屋邨面臨清拆。 直至今日老街坊蕭錦瑚婆婆還記得，一個悠閒的下午，她夫妻倆有過這樣的對話。「我那時問伯爺公：『你估我哋唔搬得唔得。』因為我不捨得，都叫住了幾十年。伯爺公答我：『梗係唔得啦，傻婆，搬剩你一個，你敢住咩？到拆樓時什麼蛇蟲鼠蟻都會走出來。』」阿蕭說，當時真的天真到覺得只要不搬就可以一直住下去。
那個月，看着邨裏許多人陸續搬走，夜間回家會心怯。也不懂得不開心，因為一心以為到了元州邨，一樣會見到周太羅太和張太，但落場才發現根本不是那回事，大家分散住。偶爾只在超市上面的酒樓飲茶才會撞見。—— 舊蘇屋邨街坊蕭錦瑚
結果，他們一家住到政府收樓的最後一天才搬出。搬家那天，整座大廈已經十室九空，走廊放滿了家家戶戶打包的行李與紅白藍袋，大家心裏都明白搬屋之後，不會再有如此的鄰里關係，儘管許多街坊都被安置到鄰近的富昌邨、海麗邨、元州邨與石硤尾邨，但搬了以後，大家住得七零八落，想回到昔日圍在一起談天說笑的日子並不容易。 阿蕭：「那個月，看着邨裏許多人陸續搬走，夜間回家會心怯。也不懂得不開心，因為一心以為到了元州邨，一樣會見到周太羅太和張太，但落場才發現根本不是那回事，大家分散住。偶爾只在超市上面的酒樓飲茶才會撞見。那間酒樓的東西嘛，勉強過得去，好歹也令我們這班幾十歲的有個地方聚腳吹水。但現在的街坊其實很多已沒聯絡了，憑良心說，我都幾十歲了，走的走，留低的人也都沒有心情了。」 搬離舊居後，她和丈夫從七人的大單位搬到兩至三人的單位，兒子各組家庭，後來丈夫走了，她寂寞時就到社區中心。
新屋邨的公園簇新美觀，但對老街坊而言，還是舊的比較難忘。（鄧倩螢攝） 最近長者們都迷上玩「以色列麻將」，從中心開門一直玩到中心關門，她頭腦好，又有經驗，常常充當老師，教新手老人打牌，人人叫她做師傅。 有時，她也會回到蘇屋新邨來，於救世軍「深水埗新屋邨社會資本發展計劃──蘇屋新邨新情尋」項目充當舊街坊義工，該項目由政府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贊助，為期三年，目的是增加蘇屋邨居民的連繫，透過互惠以建立信任及友善的鄰舍關係，擴闊新屋邨居民間的人際關係及社會資本。 於是阿蕭會幫忙在新邨開檔派涼茶湯水，有時幫忙探訪新租戶，有時教長者打牌，不時帶學生導賞團，談的都是昔日的蘇屋精神。
「如果當初沒有公屋給我們住，大家都要蹲街。香港人嘛，代代都是搵得食來無得住，有得住來又無得食，再慳都要食飯的，公屋是良策──你問我最不捨得什麼，我會說是人情，茶米油鹽七件事，只要你行出門口，就什麼都有。以前無櫃員機，拎錢要去銀行排隊啦，有時忘記去銀行，拍隔籬門，連錢都有人借給你──這是真的，不是我阿婆亂講，但現在好難咯。」阿蕭說。 據政府數據反映，目前全港共有超過四成的人口居住在不同形式的公營房屋，又或是政府撥款興建或資助的房屋。公營房屋構建了人們的生活和回憶，對於經歷過戰爭的那一代人而言，從無居所到基本的安居已經心足，他們的桃花源並不是像新加坡組屋SkyVille或丹麥哥本哈根Dortheavej那種饒有巧思又美輪美奐的建築，而是由人情構建的有情社區。 然而，時代進步，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公屋難以再見昔日美好的鄰里關係，同樣地，停留在昔日有瓦遮頭的基本設計上亦不足夠。
新加坡組屋的設計饒有巧思又美輪美奐。（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重建過後 街坊回不了「家」 訪問那天，還有幾日就過年，蘇屋新邨的橋上有義工派發揮春。紅噹噹的紙上印着閃爍的金色福字。蘇屋新邨第一期已經入伙得七七八八，第二期工程仍需延後，使得邨內有點人氣不足的模樣。義工坐了大半天，拿揮春的人還是不多。 走在簇新的屋邨裏，房屋署前建築師衛翠芷習慣地駐足欣賞，她取不同角度，拿起手機，為建築拍下一張又一張的照片。 衛翠芷表示，「建築沒錯能凝聚一些東西，並改變人們生活，卻不是萬能的，它無法改變『人』的元素。我們談到公屋的特質，都會提到舊時屋邨裏緊密的鄰里關係，覺得現時新公屋設計令一些元素消失了， 但當人們緬懷從前鄰舍關係有多好，無鹽無油能向鄰居借，卻忘記了今日的香港，一個人無米無鹽無油，大多數人乾脆到餐廳去食或是自己下樓買─是否因為建築設計的改變，人們關起門就見不到對方，因而影響當下的鄰舍關係？我想，當中更多的原因出於人。 」
房屋署前建築師衛翠芷重回蘇屋邨，說到公屋的設計，感受良多。（羅國輝攝） 她說，新時代，人們要求的是私隱，「始終，今日社會，物質相對豐富，一些小的東西不需要再像往日一樣向外求助，就算現在給回一條闊大的走廊給你，又會真的找回人情味嗎？不是的，今日有今日的需求。新公屋同樣也在回應時代的要求。」 衛翠芷在房署工作多年，對於公屋，有一份真摯的情懷。她從專業的角度指出，蘇屋新邨的建築師其實刻意保留了蘇屋邨原有的建築風格，令邨內多了文化傳承的味道。邨內設有文化徑，又刻意保留1961年雅麗珊郡主訪問屋邨時栽種的「公主樹」，復修燕子亭與昔日用作賣火水的小白屋，重置舊邨入囗牌匾，更把前楓林樓地下一層作展館，布置成模擬單位，放置上世紀的生活百貨。
目前不少團體在新建屋邨組織社區活動，以期重建昔日屋邨的人情味。（鄧倩螢攝） 然而，建築師盡力保住舊有味道，但跟隨像阿蕭這樣的老街坊進邨，老人兜兜轉轉，還是一臉迷茫，無法找到居住過多年的舊址，舊蘇屋邨在保育之下，到底還是消失了。 衛翠芷指出，「是的，保留下來的景點其實只是保育的『點』，如何才能把這一些點化成『線』，再轉成『面』，連繫昔日的回憶，令重建後仍留有原本的氛圍，那是更高的層次。對政府而言，目前起樓還是要先建基於實際需要，考慮可否興建更多的單位，所以，只能說，保留『點』已經比沒有保留好。」 站在新建的公園廣場裏，我們抬頭張望新建的大樓，新邨與其他新建的公屋彷彿沒有大分別。衛翠芷說，因為新樓建得太高了，站高一點，就會看到新樓其實保留了昔日舊邨的樓型和錯落的特色。 香港公屋有何缺點？為何落後？請看下集：【公屋狂想曲．三】換湯不換藥的構件設計 香港公屋千篇一律之謎
新建的蘇屋邨與其他新建的公屋彷彿沒有大分別。（羅國輝攝）
【公屋狂想曲．三】換湯不換藥的構件設計 香港公屋千篇一律之謎 香港公屋為何千篇一律？房屋署前建築師衛翠芷說：「香港公屋其實已經不差，甚至比一些私人屋苑做得更好。如果說倒模設計的話，以前2000年時期的公屋可以說是倒模的，因為當時我們很需要量與質，尤其是在量方面，要盡快建成，當時使用了『標準型樓宇設計』，整座公屋都是一樣的，但2000年後，我們改變了，因地制宜設計，在質量上更有保障，又有不同的單元設計─那是憑着多年的經驗，知道一套合適的設計標準，再從不同的單元組成一個因應當中環境的組合。」 她表示，這些考慮已經不再是從前那一種標準化或倒模的模式，「但我明白有時大家看公屋，覺得現在的更加千篇一律，甚至覺得以前有更多不同的樓型，是因為現在的樓是真的高了許多，人走在下面，在行人的眼中，無論什麼形狀也好，看上去都好像是一樣的，從前的樓比較矮一點，於是會更易看到哪一座對哪一座，哪座是長形的，哪座是Y型的，哪座高一點，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感問題。」 如衛翠芷所言，公屋予人千面如一的感覺需要追溯自2000年前。當時，為了加緊建成，大量使用「標準型樓宇設計」，房子猶如同牌子出產的火柴盒，制式化後的公屋清一色採用「構件式單位設計」（Modular Flat Design），既節省開支，又可大量複製。結果放眼看去，公屋好像棟棟一樣。 2000年以後，由於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收到的公屋地盤面積愈來愈小，形狀古怪，再容不下傳統的「標準型樓宇」（如Y3型與和諧一型）的樓宇覆蓋範圍，加上新設計講求環保，於是政府將「標準型樓宇設計」換成「非標準型樓宇設計」 ，秉承編配公屋的公平性與節省成本，使用原有公屋工程的預製構件，「非標準型樓宇」照樣使用「構件式單位設計」，只是稍加改動，像砌樂高積木砌出「因地制宜」的公屋：看得見海景的樓盤便加多一些窗，近馬路怕嘈的就改廚廁位置擋聲。 但說到底還是舊瓶新酒，換湯不換藥，火柴盒還是那個火柴盒。
蘇屋新邨重建後沿用了原有樓名，雖然在地面看上去座座一樣，但勝在色彩繽紛，叫人耳目一新。（鄧倩螢攝） 公屋的室內設計亦然，目前公屋單位的樓面面積固定在14.1平方米至約45平方米，室內設計共有五個型號，彷彿手機市場，公屋室內設計經歷幾個版本，目前已推出至2018新版設計。 一切的制式化，令負責公屋項目的建築師哪怕是再世大師或規劃奇才，工作還是離不開增加單位數目，地盡其用，而無法與時並進地與其他城市一樣，思考理想居所的問題，推出更宜居的公屋設計。 政府一貫把「構件式單位設計」說得盡善盡美，以顯示自己克盡己任，不負市民，但有不願透露名字、負責公共房屋的建築師坦言，遊歷不同國家和城市，如新加坡、英國、澳門及廣州等公營房屋，每次回港都覺得香港公屋居民其實「好可憐」，因為不論是公屋還是居屋單位，配置設施都是幾個地方中最細。
相比其他地方，香港公屋單位的配置設施都很細。（吳鍾坤攝）
為求交數 罕見建大單位 「政府為求交數，也不惜在有限地積比率及覆蓋率之下，盡量多提供細單位而減少大單位的數目。」不願透露名字的建築師指，只要回顧從前的建築項目，現時的公屋單位設計其實明顯比二十年前的和諧式設計（尤其第五款至第十款）退步， 與今日「構件式單位設計」相比，現在公屋廚房細小到無法同時放入雪櫃與洗衣機，雪櫃需放置廳外，政府也把浴室浴缸取消了，廁所洗手盆連鏡亦取消了，三房單位也不再設有兩個廁所，甚至將能間成三房的單位一併取消，「最近只有石硤尾邨美葵樓出了十多伙三房單位。」 「現在的公屋甚至比1957年落成的北角邨更退步， 北角邨的公屋單位當年已經有齊廚房、浴室設備，兩至三個梗房，兩個廳，兩個露台，一個大，一個細（主要用作晾衣之用），起碼住得舒服，對流通風，廁所亦不似現在某些單位般，對牢大門，盡失私隱。」
1957年落成的北角邨已經有齊廚房、浴室、露台等設備。（資料圖片／香港記憶網站圖片） 建築師又補充道，現在的公屋與ideal habitation（理想居所）「大相徑庭」，作為建築師，眼看外地公屋愈來愈進步，卻感覺香港公屋每況愈下，「我認為香港公屋最ideal habitation設計是昔日的『相連長型大廈』設計 ，其鐵閘與大門之間設有玄關放鞋，又有小露台晾衫，晾衣架與防盜網結合能夠慳位，廚房尺寸可同時放洗衣機與雪櫃，廁所轉成企缸慳位易用，單位內有主力牆幫助住戶間房，屋內窗戶亦按預計間房位置而設定好，而且位置對流通風，例子如小西灣邨瑞盛樓。」
起點歷史悠久 發展卻停滯不前 事實上，香港公屋的誕生比我們想像中困難而過程繁複。從選地到入伙動輒便是五至八年的時間。 首先必須有一塊空出來的土地，然後於地盤上進行一連串的可能性研究：看看能興建多少樓層、工程與起樓後對周邊環境的影響與附近交通重新評估，全部估算好了，便到區議會開會，取得居民共識後，再交由規劃師看看新屋邨裏需要哪些設施，是否需要增加教育、休憩與遊樂場用地，連邨內將有多少大單位，多少細單位都要經由規劃師一一計算與策劃。 接着，規劃建議才交到建築師的手上，進地盤研究設計，再到土木工程師開展地基平整與去水工程。實際設計完成，便是結構工程師與屋宇裝備工程師進場，開始評估建築結構與水電裝置，才能真真正正畫圖，對外招標，投標成功的承建商最後入場，從地基開始，這一刻才萬象高樓從地起，直至裏面的裝飾也竣工，才能真正交樓，屋宇署驗收完畢，住戶才在漫長的等待裏接過鎖匙─整個周期無風無雨無阻無礙，至少需要60個月。
香港公屋從選地到入伙動輒便是五至八年的時間。（資料圖片／陳焯煇攝） 「公屋經過了六十多年的發展，一路上嘗試改變公屋的設計，以適應不同階段的社會需要，那些年仍有標準樓宇設計時，我們真的在興建一比一的模型，後來透過居民的反饋，再改善當中的基準。我想，連私人發展商也會覺得，公屋基本的單元設計幾乎是無懈可擊的，因為公屋幾乎把每一寸都用盡。」衛翠芷說。 她指出，現時的新公屋是經驗的產物，因而取消設置露台、公園水池與熟食市場等措施；露台的消失，源於房署後來發現，不少租戶都寧願把露台封死，令客廳看來更大，於是決定統一取消，以擴大室內空間。
新公屋取消設置露台、公園水池與熟食市場等措施。（盧翊銘攝） 至於水池的消失，則是因為管理問題，一是擔心水池容易發生意外，二是近年有不少疾病都以水作傳播媒介，如退伍軍人症或登革熱等。事實上，每個新公屋項目在落成後16個月內，都會舉行「完工後檢討工作坊」，由調查小組帶領巡查新落成項目，沿途發現問題，就記下再討論及查找解決辦法，之後更連同住戶意見調查，製作成完工後檢討工作報告，供日後參考，使公屋設計更適合居民使用。 衛翠芷特別記得做博士研究時，曾向教授提問：香港的公屋有否向新加坡學習？每一個教授都覺得這是一條荒謬的問題，「就像你問香港的公屋有沒有跟非洲學習一樣，他們都說當然不會跟新加坡學習，因為香港的公營房屋發展比新加坡早，只是大家都忘記了，因為新加坡的宣傳與感覺讓人覺得好像是他們先做的，但其實並不是的。」
香港的公營房屋發展比新加坡早，根本不需要向新加坡學習。（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衛翠芷感慨地說，香港的公屋其實起初走得很前，今時今日香港做的公屋模式可以說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已經成熟。 「你可以看看當年華富邨，既有停車場，又有圖書館和商場，這種規劃模式於當時是很新穎的，也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但這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香港直至今日仍舊是這套模式，所以，我也認同應該有新的東西與新的發展，例如當我們講長者住屋，總是提人口老化，但一味只得通用設計，是否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呢─當然不可以。」衛翠芷批評道。
華富邨的配套設施齊備，這種規劃模式於當時相當新穎，而且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余俊亮攝）
【公屋狂想曲．四】港建屋制度僵化 建築師：想留一棵樹都難 「你無法想像，就連種一棵樹都會有人覺得惹蚊，的確又真的會有蚊─在這樣的環境下，造成一些人覺得，不做就不會出錯。如果真的建了個水池，有人浸死了，好大鑊的，變相不如不建好了，那大家都無事。」房屋署前建築師衛翠芷無奈道。 「制度僵化……你可以這樣說的，制度的確是有僵化的。 部門和部門之間的complementation（互補）很強，別說你們在外面找這個部門，它會叫你去那個部門，那個部門又會叫你找別的部門，我們在裏面做事也一樣，你要打通各部門並不容易，有一些決策關係到外面的馬路，你可以不理嗎？我試過起了水池，但最後水池被管理方用紅色欄杆圍起，真是會這樣的，這也是現實來的。」衛翠芷說。 衛翠芷以公屋的花槽作為例子，設計往往用水泥做成四四方方的形狀便算，「因為穩陣嘛，油上油漆，不會有人覺得手工差，如果你（建築師）雕龍雕鳳，他（工程人員）起不好，東西就會爛，就會被鬧。」她說，現在蘇屋邨所見到的，已經是建築師下了不少苦工的設計成果，其實連保留「公主樹」也相當不易。
大多數人都認為，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比房委會所建的公屋較具設計感。衛翠芷坦言兩個部門不同，前者毋須跑數，「他們的部門較細，許多東西都是交由外面的則師樓做；而房委會需要大量起樓，大量就是倒模，政府掌握哪一種單位才最適合人去住，我們又可以落得平標。」 衛翠芷憶述：「記得我初初出來工作，交了一個學校的圖給人（工程部），學校的圖都是向右手面的，但我畫錯成左面，卻沒有人問我，因為他們已經起慣了。他們說：『得啦，我們懂得倒轉張圖看。』他們已經預好了模版，這份合約用完，下個合約還可以用，成本低了又可以做得快一點，而且他們完全知道怎樣去解決一些麻煩位─他們比你更加熟悉做法，很方便，又起得快，有量又有質。 」 然而，反觀新加坡的組屋設計，著名的組屋「The Pinnacle」以國際性公共屋邨設計比賽勝出的作品為藍圖，其公共房屋不以倒模式為設計，不同的組屋各有不同的風格和特色，政府大膽地接受私人承建商投標，研究組屋的可行性，一早已經超前香港，由人民安居進步至發展全民宜居的可能。
實用至上 僅保安設計好 香港公屋能否談設計呢？有參與公屋項目的建築師表示，香港公屋甚至不允許有裝飾，如屋邨管理團隊經常以不便於維修為理由，不准工程人員為外露喉管髹上油漆，亦不准加覆蓋層（cladding）或假天花美化外露喉管，「要一條條灰灰白白的露在外面或樓底下。刻意把樓宇弄得醜，還經常以『公屋啫，唔洗整到咁靚』作藉口。 」
新加坡著名組屋「The Pinnacle」以國際性公共屋邨設計比賽勝出的作品為藍圖。（資料圖片／GettyImages） 「有不少聲音認為：『公屋啫，唔洗整到咁靚』。正因為這個想法，香港的公屋單位設計一直沒有顯著進步。」有參與公屋項目的建築師說到早前有居屋地下因大堂設計如廁所，被市民取笑，建築師其實亦深感無奈。「但香港的公屋保安設計反而日益加強」，該建築師指，與新加坡組屋相比，雖然組屋在單位面積、設施、設計方面已經超越香港，但新加坡組屋大廈的保安設計仍然不及香港公屋，組屋內不少死角位都可能成為犯罪黑點，而且裏面不設保安大閘與保安崗位，公用走廊亦過長，部分公用走廊更可連貫數座樓宇，使犯罪份子易於逃脫。 衛翠芷表示，香港的公屋為功能主義建築，「因為我們的公屋完全可以用『形隨機轉』解釋：這裏之所以突出來是因為這邊有兩間房，屋子設計成四四方方也是為了令住戶放得下床和其他家具，這些都是功能性出發。 你聽完會覺得，唉，這樣未免太乏味，卻也是二十世紀初一直被大力呼籲的建築精神。」
香港的舊式公屋
十九世紀時建築大師路易斯蘇利文（Louis Sullivan）提出「形隨機轉」的概念，主張建築物的形態應隨着機能需要而設計與改變，此說法其後影響「功能主義」的產生。 功能主義提倡建築不需要裝飾，推崇「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概念。直到二十世紀時，強調理性與知性的功能主義已成為了當時建築的兩大流派之一。 「功能主義之父」柯比意（Le Corbusier）提倡讓建築物脫離地面，向高空發展，並將內部改成可供變化的室內區隔，留下地下空間予公眾使用。他曾重新構想巴黎，把巴黎改造成一個「三百萬人居住之城」（city for three million inhabitants）。 在柯比意的藍圖上，他拆毀了巴黎市中心約五平方公里的建築，興建了18 座十字型玻璃大廈，每棟大廈之間都以綠化地帶隔離。十字型玻璃大廈為高層設計，將騰空出的地面建成休憩空間，中間有球場讓人運動，也可以作為休閒區─然而，這個摩天大樓的烏托邦在外國並不受歡迎，卻偏偏被遠方一個東方之都套用，並一直演練，變成了今時今日的香港都市型態，美孚新邨的總體規劃與柯比意的理念十分相似，展現了其想像中的人車分隔的設計。
美孚新邨的總體規劃與柯比意的理念十分相似。（資料圖片／黃偉民攝） 衛翠芷表示，「形隨機轉其實也是一套由住宅單位開始的理論，當時一戰完結，不同的建築師與規劃師紛紛走出來，說我們的城市都被炸光了，需要重新建造新城市，迎接新的年代。柯比意的專著《Toward an Architecture》說的就是，我們現在已是新人類，所以應該有新的建築─當時他就已經提倡，說建築不應該有裝飾的，傳統一點的現代主義尚有許多雕刻，連牆腳線都是美輪美奐的，後來他終於改變了當時一些人的想法，令人們覺得，其實建築如果可以形隨機轉，已經是最靚。」 衛翠芷說，公屋其實不全然不顧美學，她指了指屋邨外圍，哪一間單位外圍髹上哪一種顏色，全部都經由建築師在圖上先畫好。
香港屋邨外圍，哪一間單位外圍髹上哪一種顏色，全部都經由建築師在圖上先畫好。（羅國輝攝） 「只要你看得見當中的心思，便會知道建築師是有做事的。現代風格其實就是這樣：廢除不需要的裝飾，mass production（大量生產）。柯比意說，『A house is a machine for living in』（房子是可居住的機器），正正就是這個意思，就是把樓看成機器，不是光為了美觀，起棟樓，起了幾十年都起不到。」她說。 然而，柯比意的建築理念於當時受過不少批評，但看他設計及影響現代公共房屋發展的重要屋邨如「馬賽公寓」（Unité d’Habitation），便會發現其實建築師雖然着力運用最少的空間為戰後無處可居的人口提供居所，倒也沒放棄打造理想居住空間與社區營造的心思。柯比意以三層樓為一單元，屋頂設空中花園，把樓層的剖面設計成「互」字交錯，單位的大門都面向內部通道，增加採光度，同時對外連結。屋邨內的配套應有盡有，甚至設有戲院和酒店，打造出自給自足的小小集體社會，同時每個單位都設有隔音設計，充分區分出公共與私密空間。 然而， 回看香港的公屋設計，以功能為起點，亦以功能作終點。 當我們自滿地引用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的說話——「少即是多」來讚美現在公屋的多、快、好、省時，別忘了後現代主義之父建築大師羅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曾說過：「少即乏味」（less is a bore）。 公共房屋的發展不能止步在提供瓦頂之居的基本需求上，隨着一個地方的政經發展成熟，建築物需要體現人文匠心，公共房屋應更進一步以適宜居住作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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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ggou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