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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o总部，是我们曾介绍并得到广泛好评的作品。自2013年至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已为国产手机厂家vivo公司完成了一系列建筑群设计，包含制造、科研、培训、住宿等综合功能。项目主持徐磊建筑师在本文中通过问题解答的形式，阐述了设计团队对当前需求下“新工厂”设计的理解。
▲总平面图
vivo总部位于东莞市长安镇的工业区，包括主办公楼、实验楼、综合楼、3栋塔楼公寓、接待中心和2栋停车楼等9栋建筑。与大多数企业总部不同，vivo新总部承载了几乎全部的生活场景，其包含了《雅典宪章》提出的现代城市功能四要素——“工作，居住，游憩，交通”。园区类似一个小的城市聚落，理顺数十条交通流线，也是在梳理生活的全部可能性，做到宏观统筹和精细化设计相结合。
视频提供：vivo
01“新工厂”
“沟通与新工厂”是你们在对vivo项目进行总结时用的题目。工厂设计对于大多数建筑师都是个颇陌生的类型——生产工艺限制多、与日常生活体验遥远。那么vivo系列的设计，称之为“工厂设计”准确吗？一直以公共建筑设计为主的您及团队怎么看待这个设计类型？
“新工厂”这个词是一个很适合的表述，不要把它单一地理解成“新厂房”，更准确地描述，应是“中国特色的新工厂”。
它有几个特点，出现在手机行业中，也是其他制造业共有的。手机行业既是技术密集型，又是人工密集型，工人和研发人员都非常多。它的工厂包括办公、研发、厂房的同时，还包括宿舍。这点与国外模式不同，在发达国家，工厂不需要解决宿舍问题。他们的工人阶层不属于低收入人群，不可能接受宿舍这种方式，也习惯由社会来解决住宿问题。而在vivo，除了工人之外，还有技术密集型带来的众多研究人员中那些刚工作的、还买不起房的年轻人，他们都需要工厂提供的宿舍。
厂房是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最容易做的，因为它的工艺基本固定，虽然在这个项目里也并不是很容易。开始时vivo甲方对于工艺的重要性不是特别理解，他们认为自己对手机制造非常了解，却没意识到工艺流程需要一个翻译的过程，翻译成建筑、结构、机电专业的需求，甲方聘请的工艺顾问与我们在这方面配合了很多，后来也不断地调整、修改。在东莞、重庆的厂房都是这样做的，只要建筑师头脑清楚、用心负责，甲方也有制造经验，那就没问题。
所以中国特色的新工厂，它的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状态，包含着行政管理、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学习培训、餐饮住宿、休闲运动等功能。
▲办公楼内庭院
▲宿舍区
▲实验楼
我们之所以喜欢跟vivo合作的一点原因，是他们很强调不希望大家在使用上有阶层感。比如食堂没有等级化的设置，对于工人、研发人员、管理层，所有的食堂都可以去，有些区域因为本身的功能设置，比如厂房区的餐厅里工人是大多数，但其装修的档次各方面一点不比其他餐厅差。这种平等的观念，除了有利于招工的考虑，更多源于这就是他们企业文化中很明确的一点。
▲综合楼庭院
▲实验楼前的“波浪”花园
设计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关于“流线”和“效率”的讨论与研究，设计团队甚至画了非常复杂的一天中不同时段人员流动统计表。这种关注是业主的要求，还是建筑师的想法？
除了“流线”和“效率”，还要再加一个词儿——“感受”。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业主，他们是使用者。举个例子，做小别墅设计，沟通的就是别墅的主人，这时往往设计能做得很好，因为设计者跟使用者发生了直接的沟通。但是我们真正常做的两大类型，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公共建筑，一个是开发商主导的开发项目，建筑师面对的都不是真正的使用者。与使用相关的信息都是被转译过来的，实际上已经不纯粹了。
关注使用者的感受，这里边包括“舒适度”，也包括刚才说的“流线”和“效率”。比如流线处理不好，就会产生拥挤这类很不好的感受。当然除了常规方面的使用者感受，vivo系列还有它本身的一定特点，比如较大的人流量、上下班时间集中、食堂使用、运动需求、时间分配等。
在这个项目里我们碰到了真正的使用者，而且手机制造业本身就是秉承用户体验至上的理念。他们特别爱讲使用感受，手机玩的就是这个，这方面是共通的。但是使用手机的人和使用空间的人，有重叠但又不完全一致，这两种感受是有区别的。也有一些其他的项目重视这一点，比如“砖楼”改造，也包括嘉德集团董事长黄晓华的一些项目，虽然他是开发商，但他也是运营者，有敏锐的代入视角。
▲建筑师所做人员流动研究表之一
关于效率，这个设计强调“效率适度性”——不追求电梯更快、流线最便捷、布局最紧凑，而是追求一种适度。这是甲方还是建筑师提出来的？
徐磊：
效率极高时，舒适度必然下降，使用者感受就不好了，有时候需要效率高，有时候效率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大家喜欢去成都呢？因为它这个城市效率没那么高。当感受不好的时候，想要效率也会受到消极的影响。
提出这个想法甲方和建筑师是有互动的。通常来讲，建筑师总是不希望为了效率牺牲过多人的感受，业主这也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在度上需要不断得去平衡。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和甲方都把握不好，要不断尝试和调整。
▲办公楼及接待中心
▲综合楼及连廊
崔愷院士曾在对vivo项目的评价中用了“英雄主义”一词，表达对你们以若干完形”几何形体来处理巨大尺度的沿海滩涂空地的感受。最初设计时，你们是如何去把握这一滩涂，设计最初是怎样去把握尺度问题的？
在最初设计时，厂房是主体，厂房本身必然是一个很大规模的、比较完形的体量。第二，企业建筑都有个特点，希望带有一定的广告性，就像苹果，包括有的国内企业请明星建筑师来做设计等。尤其对于手机行业，其品牌意识是极强的，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去强化品牌，所以它需要房子有一定的识别度。再一点，从具体的环境来讲，正因为太开阔了，场地和海之间又有一条高架起来的沿海高速路，旁边还有再建另一条高架的可能，实际上场地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当面对这样的一块新地，几个完形体量是担负着要把场地先给控制住、落住脚的任务。我们做的另一个项目vivo人文生活区，就是更多地去呼应和周边的山之间的关系。
完形空间也跟vivo的办公模式有关——需要大量、集中、高效的沟通。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关注环境和人的使用这些意识是非常强的，并没有因为完形的形式而放弃这些。
▲园区鸟瞰
▲方形体量的综合楼
用地位于珠江口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样的气候条件给设计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气候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是遮阳和遮雨问题，因此步行连廊系统要做得非常完备。连廊是岭南建筑里非常重要的建筑语言，而且有一定的空间性。
有些地方外面要出挑比较大，实际上是为了遮阳的目的。但我们对雨的强度估计不足，设计过程中甲方不断提醒我们，这里的雨一来就会极大，而且经常是跟台风一起来的，雨常是横着走的。
对应这一点有两种办法，连廊要么尽量挨墙设计，风不会把它穿透；要么连廊有足够的宽度，而且要有侧面的挡雨措施。我们对这件事的理解也是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比如原本觉得有些路径结合空间设计不做遮雨挺好，但甲方对此非常敏感，所有的路径都要遮阳遮雨。
▲连廊与广场
▲办公楼面向内庭院的平台成为讨论交流空间
材料选择、构造设计中体现的“轻”和“透明”，是来自建筑师主观的风格偏爱，还是有别的考量？
徐磊：
要先说一下空间。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英雄主义”，为什么会选择做一个椭圆形呢？一是外部地形的原因；第二是使用模式的原因；第三，又回到他们的企业文化上对公平性、均等性的追求——不希望哪个人是最强的，而是希望大家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再一点是对交流的重视，圆形空间来自于古典学院的概念，在这个空间里大家可以看到彼此，随时打招呼和沟通。但是同时这个空间会变得很完形，甚至可能会产生封闭的感受和过于饱满（的视觉形象），所以外面用了U型玻璃，来减弱这种封闭感。包括那个方院，也就是餐厅与培训中心（综合楼），外面用的是穿孔板，让它“中和”所谓英雄主义的这种感觉。
▲综合楼外立面的穿孔板
实际上，在这个椭圆空间里可以举办很多有仪式感的活动，我们和甲方曾一起设想过在这里吃年夜饭、举办集体婚礼等，虽然目前还没有实施过；方院里除了吃饭还可以放电影、举行party等等。基于整体的综合考虑我们选择了完型布局，就想在材料和节点设计中让它变得更轻盈，不希望带来有压迫感的感受。
▲办公楼及接待中心首层平面
▲办公楼剖面
业主基建规划部以及它所代表的具体使用者的需求，也包括企业文化这样颇为抽象但又不可回避的需求，实际上都是“人”的要素。一般谈及设计时，“人”都是被放到后面，或者被专业化为“功能”“流线”等，那么这个项目中，非常具体的“人”与设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负责任、也很聪明的使用者代表，能够和他进行不断的沟通，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关于如何理解人。“人”是很容易被抽象化的，比如说某一种类型的人等等；当把它具体化、大量化，就会出现“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时又好像不得不类型化。尤其是针对我们大量人员使用的建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但我们建筑师的工作本身就是平衡和综合各种各样的条件。针对群体性使用模式的场所，我们更多的是从两个方向来解决问题。第一是寻求最大的人群，80%的人。我们在和甲方沟通时是明确地谈到这一点的，设计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但我们要让80%的人满意。第二个方向，按最大公约数的原则。一个决定往往会有不同方面的影响，可能对这一方面不那么理想，但对另一方面是更好的选择。最大公约数原则，也就是采用“平衡”、“最大多数”的策略。
另一方面，要有“设身处地”的意识，做任何设计，一定要通过获得的信息把自己幻化成使用者，那时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怕麻烦。因为这会是件很麻烦的事，你要真的去聆听、去修正，比简单设计出来基本满足要求，显然要加大很多工作量。
第三点，我要引用一下甲方的一句话，“要放弃一些建筑师的执念”。这是非常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由于教育背景、设计经验会形成一些判断，虽然是来自于审美经验和使用经验，但针对新的情况，它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做设计肯定要考虑受众，比如说做一栋公共建筑，我们会去考虑政府、观众、艺术家等；还会去考虑评奖和照片，考虑是不是有某种建筑学意义、甚至社会学意义上的说法。但这些考虑放在这儿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和它的使用者真正有切肤之痛？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实际上你自己背后有很多杂念？执念里边很可能有些是杂念。
▲综合楼首层平面
▲综合楼剖面
真正的去了解人、理解人，和仅把关注人放在嘴上说，不太一样。有时候你觉得这样很舒服，可能他们并不舒服；你觉得这样很漂亮，他们也未必觉得这样；你觉得大家肯定很关注，可是人家根本不关心你所关心的问题，可是他关心的问题你可能根本没意识到。
举个例子，比如说食堂里的就餐流线，怎样取餐，怎样收餐，谁会碰到谁，会不会有拥挤感，座位的尺寸等所有这些，我们做平面时不断地去研究，看是否符合他们的行为习惯。可能放在大学食堂里是一个方式，在这里是另外一个方式。
再比如说一些通道上的材质，包括色彩、明亮度、灰度，实际上他们对这些很敏感，我们建筑师容易耍酷，喜欢冰冷一点、粗糙一点是吧？但他们可能喜欢的是更家常、更普通的。我们需要把普通做得让人很舒服——既普通，又不俗气。
vivo的几位股东决策力非常强，事情很快就做决定。这是好事，但有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老板都很愿意和建筑师交流，但是对他们而言，企业重要的事情太多，尤其是这几年手机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都是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就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沟通，其实也包括建筑设计本身，会觉得稍许遗憾。
▲办公楼庭院
04什么叫效率
在其他设计中很少被关注的“生产性”（效率），在这里和“场所感”（情感）二者在处理时会有冲突吗？还是因此而产生特别的张力？
这二者不是矛盾。并不是快才叫效率。就像小孩儿做作业，快但是做得不对，不叫效率；如果又快又对，做了三年做烦了，不想干了，那也不叫效率。效率就是让他愉快的、有持久性的去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才叫效率。
我们提到的场所感，实际上里面包含了自豪感、对企业的认同感，也包括了品牌的宣传性，这些和在里边真正的生活、有效率地工作，真的不矛盾，是一回事。如果说有矛盾，这些矛盾都可以用钱来解决。比如说提升效率不高，那就多加电梯对不对？连接效率不高，那就多加步道。当然这个不会是无限制的，谁也不想花冤枉钱，最终是一个投入和产出的平衡，我们很多时候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甲方对此也很关注，因为所有的钱都是他们自己的钱，不是政府划拨的，也不是快速的资本运作来生钱的，而都是他们一个一个手机挣出来的。他们也不断地跟我们说，我们不怕花钱，但花钱必须花在点子上，必须有用。别花了钱，就是你们建筑师爽了，或者拍某一张照片好看了，这不行。
▲综合楼庭院
在vivo的设计中，企业的科技背景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吗？
手机制造业既是技术密集型，又是劳力密集型，还不是一个纯粹的高科技企业。科技工作非常烧脑，那么就会希望提供让他们放松下来的场所或方式，但是怎么叫做放松？我们现在比较明确的知道，对于这些人最有效的放松方式是运动，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喝咖啡什么的，他们很多人不喝咖啡的。所以我们对运动场地的设置非常在意，操场、跑步步道、篮球场、羽毛球场等都有。
我们不能把自己想象的“放松”放在他们身上，比如环境是一种院落式的就认为他们会放松。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建筑师的执念，你认为别人需要的不是别人所需要的，别人所需要的你可能并没有做到。当然可以说我们去引导，但这就会涉及度的问题。
说到这儿，想起另外一件事儿。华为的那个“欧洲小镇”也是在东莞，正好我的邻居，水平很高的一位软件工程师，他刚转到华为，去“欧洲小镇”那里培训，他对于那些古典风非常喜欢。由于我们这代人成长整个社会对审美比较缺乏的时代，中国的理工男和亚马逊的理工男的审美感受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vivo项目能做成这样挺不容易，他们可能原本希望的是更通俗、更形象性的东西。
▲vivopark鸟瞰
▲综合楼前的篮球场
▲办公楼庭院
已建成 东莞制造中心 重庆制造中心
建造中 东莞生产基地 东莞研发中心
设计中 重庆制造中心B地块
vivo总部 建设团队
业主基建规划团队 李良能 刘艳辉 万文静 黄永荣 李演斌 梁维生 邹礼 彭理 刘伟昌 汪建明
设计主持 徐磊、李淼
项目经理 席志刚
建筑设计 孟海港 孙婧 朱吟 张华 史鑫辰
结构设计 任庆英 王奇 张付奎 张雄迪 刘福、张晓宇、伍敏、李森、张晓萌
给排水设计 董超 宋晶 高东茂
暖通设计 郭超 杨向红
电气设计 许冬梅 李喆 孙泽人
总图设计 郑爱龙
景观设计 关午军 王悦 朱燕辉 杨贺明 戴敏 管婕娅 李和谦 李飒 汤金润 郭玉京 王可 曹雷 魏华
室内设计 香港郑中设计事务所
幕墙顾问 深圳市三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中国建筑第三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局有限公司
建筑摄影 王洪跃 张骑麟 黄永荣 繁玺摄影
部分图片由vivo公司提供
来源：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一合中心，本文访谈：刘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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