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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生文旅
100多年前，当中国处于黎明前的漫漫长夜。五四运动像一把高高举起的火炬，照亮了中国人民探索道路的征程，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
第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五四大街”的蓝色标牌在温煦的晨光下分外惹眼。天空湛蓝得仿佛童话书中久违的插图，天气好得出奇。
一百年前的5月4日，北京的天气也是这般晴朗。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一位当年的亲历者如是回忆道。
今天早已不允许在市区出现的骡车和骆驼，是那时土路上的常客。灰色、黑色、蓝色和白色是这座古老城市居民的主色调，即使是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北京大学的红楼门前，那些自诩得风气之先的莘莘学子的穿着，也不过在青白长衫与短黑制服之间选择而已。
但比起今天空气中的轻松愉悦，那天充斥在空气里的氛围，应该是焦急而热烈的，聚集在这里的学生们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会有一场重要的活动等待着他们前去参加。
当他们聚集在这里时，或许意识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写入历史，但却未必会想到发生在这天的事件，不仅写入历史，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直到今天，它仍然作为这个国家耳熟能详的关键词，铭记在每个国人的脑海里。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延、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5位代表参加会议。
图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左起）陆征祥、王正延、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等七项希望，以及取消1915年中日协约（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和交换的陈述书，但遭到了拒绝。
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提出抗议。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合约上签字。5月初，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
是谁最先将消息报告给国内？又是谁推动国内掀起运动的浪潮？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1918年12月，梁启超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一个民间团体，赴欧洲考察。此行主要目的，是希望以中国民间代表顾问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从而为彻底解决中国青岛问题赢得时机。
梁启超抵达巴黎后，利用与各国政要、各政党党首会见的机会，反复申明中国应有的权益，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国内方面，他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始终保持热线联系，及时把和会内外的情况传到国内。
1919年4月24日，得到外交失败消息的梁启超立即从巴黎致电汪大燮、林长民。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启超，二十四日
林长民根据梁启超的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与梁启超的电文一起，发表在5月2日的北京《晨报》上。他在文中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呼吁“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2日晚，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5月3日凌晨，汪大燮前往北大校长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告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
汪大燮所称的“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显然是指通过学生游行，施压北洋政府，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蔡元培不仅认同，而且马上行动，随即到北大，转告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随即，北大等高校学生在北大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于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举行大游行。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等高校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大会，决定把原定于5月7日的国耻日游行提前到5月4日举行。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示威。
学生们汇集在一起时，才发现没有可以散发的传单，于是，北大学生罗家伦火速赶回北大红楼起草宣言，在爱国情绪的感染下，他很快完成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五四标志性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罗家伦印刷了两万份宣言，送到游行队伍中。
示威队伍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是亲日派官僚、中日“二十一条”的谈判人之一）。“一学生看到卧室陈设得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引发了大火。
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32名学生被捕。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他们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举行总罢课，上街演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数百名学生遭到逮捕。天津、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北京学生，进一步举行抗议行动。
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
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高潮。抗议斗争如燎原之火，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合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他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他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亲自投入并参与领导这场伟大斗争。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通过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艰难环境中，李大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因此，它虽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第二部分五四运动不得不说的五个地点
这座砖红色的建筑，当初，改变历史的那些人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卓越的教育家，也是这所学校的灵魂人物。他所注入这所学校的新灵魂，就是“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
一时间，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刘文典、黄侃、钱玄同、刘师培、辜鸿铭当世之杰，都聚拢在这所学校中，新旧思想在这里碰撞，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激荡，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并在这所学府影响力的推动下，从政治和文化的舞台边缘走向中心。而在这里的青年学生，也被教导不仅应当成为智识超群的学术精英，也应成为道德高尚的国民楷模。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慷慨激昂的语言确实具有煽动性。但看完全文就会发现，通篇文章所阐述的，是一个在民众心中积压已久的不安：巴黎和会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则消息早在四月上旬情势未定时，就已经有风闻传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关于山东问题主张失败的汇报，也在5月1日就传到北京。
尽管评论的最末“此皆我国民所万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诚然有鼓动民众起而运动的意味。但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民间团体向北京政府和各国使馆以及巴黎专使拍发类似内容的电文，并举行声援活动。
天安门
天安门的杰阁巍峨，朱垣飞甍代表着中国的庄严气象。天安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皇朝时代，端坐九重宫阙中帝王的威仪纶音，即会从此门巍峨的城阙降下，宣告天下臣民。
至今，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观光者，也会惊叹于它的雄伟恢弘。门前的金水桥犹如蟠龙脊背，龙头则朝向宫阙之外宽广阔达的广场。
对1919年的青年学生们来说，尽管他们的年岁都在20岁上下，但却都已经是横跨前清民国两个时代的人。庚子国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府院之争、丁巳复辟，以及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军阀混战，这些内容在今天历史教科书上不过区区几课，而对这些青年学生来说却是成长经历。
下午两点三十分，已经完成初步公开宣传和演说使命的学生们，列队前往下一个，也是计划中这次运动的最终目标，东交民巷，去递交表达学生意愿的说帖和宣言。
这里尽管与天安门广场和正阳门城楼，这样的旅游热门景点不过数步之遥，却仿佛刻意遁身在喧嚣之中，让人们忽视它曾在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但在一百年前，这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二个重要的权力中心。
所谓洋大人们，在这里筹谋对华政策，通过言辞、暗示、威胁、允诺、保证或明或暗的金钱和武器交易，以及其它难以言传的方式，来左右中国的政局。
在民国初年的乱世当中，尽管表面上军阀政客们争权夺利使尽解数，但背后起到关键作用的，却是外国的态度。
20世纪初的一位在华英国观察家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非常敏锐地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政局派别林立，而是外国的手伸得太长，在这些派别中挑挑拣拣，却又漫不经心。
当这个昔日故步自封的古老国家，终于表达出希望在国际社会中，自立自主的合理愿望时，外国的手却又缩了回去，遮遮掩掩地不愿给与，实质的帮助和道义上的支持。
巴黎和会中，列强对中国权益的出卖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中国人曾如此希望这一次西方列强可以主持公理。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包括那些知识精英和青年学生，都将期望寄托在了，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好人”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身上。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所观察到的是：
“世界上或许没有一个地方，会像中国那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寄予那么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他们信赖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关于原则的多次声明，他所说的话，已经传到了中国最边远的地区。
由于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儿们，所作的决议，他们已陷于非常失望和幻灭的境地。我想起中国人民如何忍受这样的打击，就感到烦闷和沮丧，因为这个打击意味着，毁灭他们的希望和破坏他们对国际公义的信心。”
将学生们引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正是芮恩施所形容的
“在朋友家里被人出卖”的巨大失望！
中国人还是太天真，老是不长记性，尤其在所谓的春风吹满地的80年代，把美敌这样一个岳不群式的超级国际伪君子，单相思臆想的太过善良了！
因此，为了表达自己尚未完全绝灭的希望，也为了能直接与真正操控政局的幕后大佬进行直接对话，陈述自己的意愿，学生们还是选择将前往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递交陈情说帖，作为这次行动的最终目标。
必须承认，从东交民巷步行到赵家楼路途并不算近，需要一定的体力和精力才能走完这段路程，并且还有心力在那里把运动引向高潮。
京师警察厅在事件次日绘制的曹汝霖私宅图和京师检察厅被毁情形报告显示，虽然“勘得该宅系路北大门内计三院共住房五十余间……总计此次共焚毁房屋十一间”，但被毁房屋几乎都是正房，且“所有各房全部门窗、家具、什物悉被捣毁”。
一百年后的今天，这里是一家饭店。饭店仿民国风格的中西合璧大门虽然想要铺陈一种历史气氛，但雕饰繁复反而意外地有些出戏。门口的墙壁上，除了镶嵌着“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的说明牌匾之外，还有一面仿汉白玉的人物浮雕，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五四运动浮雕的缩小复制版。
火烧赵家楼的一幕，乃是五四运动的高潮。这起事件本身就充满强烈的戏剧性，而事后亲历者们众说纷纭的说法，又将其演绎成一场罗生门。第一个破窗闯入者的身份，就有不同版本。
当时《晨报》上的报道，只说“初到门时，门紧闭不得入，学生欲寻曹氏质问而不得，群情愤动，势不可遏，俄顷之间，已将曹宅大门挤开”，并未提及具体是谁第一个闯入。事件次月出版的小册子《章宗祥》则说“不知何人打破临街窗户”。
不同版本的回忆，高举起不同英雄的名字，以至于让后来的研究者无从考证，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觉从中进行选择。即使是想要进行一番缜密的调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赵家楼被烧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所有的证据都已经在漫长的时空中消灭干净。
京师检察厅的调查报告只写明“该学生等即在曹宅门前斯口谩骂，旋将所持白旗向曹宅院内抛掷并砸毁临街后窗，由窗洞搭肩跨入”，警察事后捕获的学生中，不乏多年后回忆破窗而入首功英雄的人，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供状中吐露那位同学的名字。
尽管他们的坚定不屈导致这段历史真相可能永远都会是一个谜，但那种为保护朋友的勇气与信念毫无疑问比历史真相本身更加重要。有时，为了更大的真理得以发扬，细节的真相保持缄默，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
但这样做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真理本身不能建立在谎言的地基上。那么一旦真相曝露，所谓的真理大厦也会瞬间坍塌。
带着这样的心情前往赵家楼的遗址，或许就会跟那段历史中令人遗憾的成分进行和解。事后加诸在学生身上的那些义正辞严的批评——破坏烧毁私人财产、人身伤害以及种种不理智不文明的行为，都各有成理，但那只能在事后进行反思。而反思的目的不是否认事件本身，而是尽力避免这种遗憾再次发生。
蔡元培故居
但里面的工作人员却微笑着摇了摇头，穿过游廊，把我们引到后院西南角，指着两间窄小的房间说：“只有这里才是蔡先生的故居，而且不是他的私宅，他只是租住在这里。”
片刻的尴尬之后，是长久的沉默。个子高的人，几乎要俯身才能钻进这间小屋里。尽管夕阳从迎面的窗户斜射进来，足以照亮窗前的书桌，但在书桌之后的其他地方，却都埋在一片冷清的阴翳里。空间如此逼仄，如果三个人同时使用这间房间，那么他们恐怕不得不贴腹而立，促膝而坐。而这就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的一校之长的居所。
尽管蔡元培本人在五月四日的运动中只是一个侧影，但却贯穿这场运动的始终。国民外交协会的叶景莘回忆说，是他得到巴黎和会失败的文件后，让同事汪大燮前往蔡元培居所，向他告知这个消息。蔡元培旋即于当晚召集学生代表于家中会议，向他们告知一切。
之后，就由学生们自行在校开会讨论应对方法。也有人说，北大学生在准备前往天安门时，他在校门口拦了一下儿，说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来，但他只是做出姿态，却并非真正阻拦。而另外的回忆则称阻拦他们的是教育部派来的官员。
多年后，蔡元培自述当时自己的态度，“学生中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会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如此平和，仿佛这就是他始料所及的结果。
5月4日那天晚上，蔡元培在三院大礼堂安慰了学生后，便即刻前往孙宝琦家，希望他能说服段祺瑞释放学生。但孙氏因为此事闹得太大，面有难色。于是蔡元培便“呆坐在他的会客室里，从下午九时左右起一直过了十二时以后不走”。无可奈何的孙宝琦只得劝他先回家休息，“允俟明日前去一试”。
在5日下午十四校校长的联合会议中，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各校校长一致表示“学生的行动，为团体之行动，即学校之行动，决定只可归罪校长，不得罪及学生一人”。蔡元培亲自到警厅表示愿意一人抵罪，来释放被捕学生。
5月6日，在蔡元培和各校校长的努力下，警察总监吴炳湘终于同意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天清晨，蔡元培和北大各院同学和教职员工一起聚集在文科操场，迎候被捕同学归来。
眼泪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容易被遗忘的事物，但如果没有这些真诚洒下的泪水，以及泪水过后的刚强，那历史的斑斑血污就永远无法得到人性的洁净，只能在层层积压的血污中窒息于黑暗之中。
黄昏时分，金色的夕阳送来的晚风追赶着柳絮，轻盈地飞向人群的深处。尽管你的眼睛无法追寻到它，但它就在那里，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也一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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