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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喽大家好呀！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宾大建筑研究生的一个比较特别的studio，侧重于将「理论研读」与「结构设计」结合起来，对新建筑类型进行探索。这个项目依托于桥，但又不仅是桥上建筑，而是介于雕塑、景观、建筑之间的“桥上城市”。作者们首先对“日常性”、“非日常性”、“纪念性”、“非纪念性”概念进行探讨，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对理论的解读与结构的几何秩序、空间体验融合一体，构成了整体逻辑的自洽。
作者小哥哥们从伪球形张拉整体结构中汲取了塑造单体的灵感，并通过简洁且微妙的调整将结构原型深化成建筑。老师的点评”你们无需做得过度复杂”对多少深夜苦苦想方案的建筑学子来说宛若醍醐灌顶啊！让我们一起往下看吧~
Architecture’s Doubled Models: LivingBridge London
课题简介：宾夕法尼亚大学ARCH-701 Research Studio -通过理论文本的研读与应用，以模糊性为切入点，探讨建筑、景观、公共空间与城市建设。
相较于宾大建筑系700系列的其他设计课程，Homa Fajardi Studio算是一股“清流”。这是一个通过读书做设计的studio，整个学期中，我们以文本中的方法论为基础，探索建筑、景观、城市、结构等学科边界处的模糊地带，并学会驾驭这种模糊性，创造新的建筑类型。因此，如何理解文本，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将自己的理念充分落实是最重要的训练内容，是宾大少有的不堆砌工作量，而是注重理念与其执行的studio。
任务书要求最终成果是一个以桥的形式存在的位于伦敦Greenwich半岛区域、横跨泰晤士河的城市公共空间。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不使思路受到场地具体条件的限制，studio采用了先推演，后落地的方法，在前期我们需要屏蔽一切可能限制我们思路的信息，基地等因素是在课程的第三、四周才开始介入的（相较于某些中期之后才开始做场地研究的studio而言已经算很早的了？），在这之前均是对两套基础文本的研究。
其中第一篇理论文本是Rosalind Krauss于1970年代所著的Sculpture in the Expanded Field（《扩展领域中的雕塑》）。
Rosalind Krauss，美国艺术评论家、理论家
这篇论文是Krauss为了在新兴的各种艺术形式中重新定义“雕塑”这一艺术形式所著。当时由于缺少准确的定义，几乎所有的新兴艺术形式，例如大地艺术、装置艺术等都被笼统地归纳至“雕塑”这一门类之下。术语的无限拓展导致艺术评论界对于作品的讨论缺少一个明晰的参照系。
Double Negative/Michael Heizer/1969/内华达沙漠。如其名所示，这件难以称为雕塑的大地景观作品充满了矛盾性，其形态本身为切割进大地的负型，而这个规则的负型又因为自然地形的要素被打破，我们只能通过两侧的切口推测其是一个长条形。这种游离的模糊性为作品的解读留下了无尽的空间，也挑战着当时艺术评论的范式基础。
Rosalind Krauss在Sculpture in theExpanded Field一文中提出的定义框架。
为了明确雕塑的含义，Krauss通过反推的方法，首先描述了雕塑“不是什么”。她打趣地描述雕塑为“当你为了看清某个建筑而后退时在草坪上撞到的东西” ，亦即雕塑“既不是建筑的一部分，也不是景观的一部分”。随后，借用集合论中“Klein Group”（就是克莱因瓶的那个克莱因）的分析方法，她认为既然有了“二者皆否”（neuter），那么应该镜像地存在“既是建筑也是景观”的复合体（complex），与介于“景观”与“非景观”之间、“建筑”与“非建筑”之间的中间态。这三个象限被她分别定义为“场所营造（site construction）”、“被标记的场地（marked site）”与“自洽的结构（axiomatic structure）”。这三个定义分别与东方的造园、大地艺术和装置艺术大致对应。
这也是为何论文题为“Expanded Field”的原因。通过以结构主义的方式构建集合，我们不光重新界定了“雕塑”，还打开了三个新的象限，为新兴的艺术形式找到了一个进行系统性探索的“指南针”。而这个理论模型的魅力就在于能够容纳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并以同样的思考方式系统性地推敲存在于定义的夹缝之间的模糊性。
具体到方案上，我们的任务是在伦敦泰晤士河上以一座步行桥为载体，探讨城市生活、建筑空间和景观之间融合的可能性。出于对“功能”的反思态度（后文中会详细论述），任务书中并未对建筑的尺度、功能或具体的基地位置做任何限定，策划这些内容本身也作为完善设计概念的一部分。剩下唯一的要求就是转自：建筑结构-公众号，即建筑本身至少需要能够跨越河流。
格林威治半岛。远离伦敦的传统市中心，历史上曾是伦敦的码头区，是东印度公司等船运大户的船坞聚集地。在80-90年代由撒切尔政府牵头提出工业设施转型再开发。其中为迎接千禧年，由RichardRogers设计了千年穹顶（Millennium Dome）。此方案与Archigram等乌托邦建筑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岸的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经再开发后已成为继老伦敦市之外的伦敦第二城市中心。（也被戏称为伦敦浦东开发区）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要研读的 “文本”就是Robert le Ricolais的结构模型。Le Ricolais是上世纪后半期于宾大任教的结构师，他致力于探索如何以最少的重量达成最大的跨度。
他的思考方式往往是归纳结构设计中的各种矛盾，例如张力与压力、实体与空洞、构件与节点……从矛盾入手，以矛攻盾左右互搏，在对立的要素之间找到平衡，这种设计方法与Krauss的思考方法暗中契合，于是在实体操作的层面上，我们起手拿到的资源与后续的一系列操作便有了先天的逻辑延续性。
结构原型1：伪球形张拉结构。本质上是张拉整体结构，每个平行环之间依靠张拉索连接，而中部的承压柱起到拮抗张拉网的作用，维持整体形态不变。从图中的固定方法可以看出这种结构的特性，即自身能够形成刚体，且无论横纵方向均可承担主要受力
结构原型2：张弦梁结构。受压件置于受拉网络之上以减少单跨长度。Le Ricolais在发展这种结构的同时着重描述了柱子被钢索托起而产生的悬浮效果
设计的第一步在于理解模型的受力体系并在其基础上尝试各种操作，探索结构的空间潜力。Homa建议我们的尝试方向有：
将模型看作雕塑研究其构图；看作力的图解，研究材料的性能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看作整体与局部之间的构成关系；
看作实体与虚体的切割；抽象为拓扑的节点、边、面提取相互关系；
尝试将模型进行阵列或是翻转其中的层级结构；设想模型在外界作用下的表现等。
当然首次看到这些方法的提示时我们是懵逼的。Homa特意强调在这个阶段要注意保持模型的“不明确性”，也就是不预先带入对于尺度、功能和空间的设想，尝试尽可能多的方案，在快速的自我迭代中理解结构成立的原则，并学会评判哪些操作是有效的，哪些是不成功的，为后面的执行累积足够多的素材。
前期研究-分别从构件的线、面、体形式以及构件进一步细分等方面探讨同一受力模式下不同的形体可能性
很快时间来到了中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尝试了将一种结构作为主结构，另一种作为子构件的层级式构成，通过设立主体张拉弦结构，将一个个竖直的柱子作为局部补强构造嵌入张拉弦系统中，并以柱子作为两种结构系统的交汇点，衍生出一个个Pod（舱体）。
Pod（舱体）之间相互连接，形成水平向尽可能通透的连续公共空间。
结构体系图解。上位结构为基于张弦梁原则的悬索张拉系统，实际构成空间的为伪球体张拉系统
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将概念的操作反映到建筑实体上。归根结底，再天花乱坠的概念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这些基础的元素上来。这也对我们分析日常性和纪念性这两个概念提供了思路：究竟是什么样的尺度、材料以及相应的空间氛围差异决定了这两种构筑物的不同？
在进行了简单的基地研究之后，我们也逐步开始构建自己的Klein Group。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场地上的人造水路系统。作为早期工业时代的遗存，这些船坞在丧失使用功能后，由于其历史价值和独特的巨大尺度，在后续的城市更新中成为了重要的景观要素和场地肌理。
金丝雀码头区域。规则的水景原为造船使用的码头，在经过再开发后成为景观水系
这种城市尺度的人工痕迹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渗透于整个场地的纪念性要素，成为了没有实体的纪念碑。这促使我们思考城市中的纪念性要素，以及纪念性的公共空间与日常生产生活的关系。
在深化概念的时候，我们初步将纪念碑的纪念性来源定为“非人的尺度”和“自身的几何完形”，日常性则来自“亲密的尺度”和“形态的适应性”。从“Monument（纪念性）”向 “Not-Monument（非纪念性）”和“Instrument（日常性）”到“Not-Instrument（非日常性）”的转变则是基于移除其中的某几项特征，直到其完全丧失纪念性或日常性。
中期概念构建。使用类似“基因敲除”的方法对纪念性进行研究和解构
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能做的无非是控制建筑的尺度、光环境、人的视野等。因此明确单体的几何参数与最终空间效果之间的联系就是我们的核心工作内容。
基于纪念碑的完型特征，我们首先将伪球体张拉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来方便操作，之后通过控制形态的平面与立面的对称性和形体的“硬朗“程度一步步弱化单个形体的表达强度，完成单体层面对”纪念性“的控制。
使用不同的单体，按照不同的思路可以组合出完全不同的组团。组团内部同样通过控制分布的对称性、单体开口的朝向、整体的疏密程度等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从日常性到纪念性的空间氛围。
在建筑选址上我们选择延续原码头的方向，在西侧码头汇入泰晤士河形成的岸线缺口处布置桥的交通点，东侧则是连接至格林威治半岛现有的未开发厂房处。总体上形成了一个横置的“Y“型布局，左侧分别连接金丝雀码头的金融区和西南侧的居民区，右侧则连接伦敦市最为重要的大型城市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系统。
沿河立面效果。在大致确定平面布置后我们根据通航要求和立面效果对每个单体做了一些处理，目标是营造一个悬浮于河面的聚落的意向，同时保持中间公共空间的连贯可读性
立面及剖面图。在大致确定平面布置后我们根据通航要求和立面效果对每个单体做了一些处理，目标是营造一个悬浮于河面的聚落的意向，同时保持中间公共空间的连贯可读性
在中期之后，我们很快意识到了方案当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每个单体之间的尺度差距并不足以达到区分纪念性与非纪念性的效果，这也导致我们必须借助其他的方式例如设计铺地高差、设置分隔墙等方式强行划分功能区块。并且由于单体并没有一个足够水平的地面，我们不得不认为增加一个额外的平面供人活动。这种多余的手法暴露了我们其实并没有找到最合适的操作方法。
其次是方案的整体结构系统并没有直接参与到空间塑造之中。每个单体的结构也与原案例的工作原理有较大差异，案例中张拉要素在方案中被弱化，导致单体的结构表达更加偏向刚性的壳体结构而非原先富有结构张力美的张拉整体结构，方案的构成有明显的为了结构体系而“硬拗”的意味。
总之，在经过几轮调整之后，我们虽然很喜欢方案呈现出的悬浮聚落的意向，但是方案与理论叙事和结构的整合度都不够，缺少继续深化与提升的可能性。Homa也表示中期的方案似乎已经做到头了，就这么直接深化到期末也不是不可，但既然有余力的话，不如把学生生涯最后一个studio做到尽兴，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
Homa给了我们两个星期，让我们把中期方案先放一边，从零开始。在这两个星期中，我们摒弃了将两种结构体系融合的思路，而是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伪球形张拉整体结构上。首先我们做的是暂时忘记结构的最优效率，转而尝试将模型的尺度推至极限。在保持单体的竖向尺度不变，并将单体的水平向尺度推至半径30米以上时，曲面的曲率开始变得平缓，而通过对每个环的收分程度进行控制，我们可以创造出足够平坦的活动地面，而这个地面本身也是结构系统的一部份。
我们都非常喜欢新方案的整体性和空间效果，但我们同时对于单体数量下降之后整个方案是否拥有足够的复杂性而感到担忧。
在紧接着的评图中，Homa认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方案的潜力。她认为由于竖向压缩而导致的斜率变化，原结构中本来是立面围护结构的张拉Mesh作用开始变得暧昧，不再能够明确传统的地面与墙体的界限。再加上屋顶至顶部的采光开口与地面使用了同样的语言，这种一致性的镜像关系也是十分有趣的点。
虽然形体上看似十分简单，但连续变化的地面与屋顶之间的尺度变化所塑造的空间体验，尤其是当人在其中运动时，是随时在变化的。与传统平坦的地面不同，这种连续微妙的起伏更像是在自然景观中穿行的体验，而在单体整体倾斜并且拥有了不同的长宽比例后，远处建筑边界微微上翘，与人脑习惯性认知的地平线相互干扰，同时挑战了人对建筑和景观的固有认知，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景观化建筑体验。
同一空间调整尺度与初步细化之后的效果。为了增加主环的刚度而增加的Fins将室内外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化，同时参与构成不同的尺度
Homa十分欣赏在尺度扩大后，微妙的调整带来的强烈的空间变化。她说你们的建筑、结构和空间现在总算作为一个整体在发挥作用了，并且鼓励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对模型的其他结构要素进行调整与重构，与其做数十个简单元素的叠加，不如深挖每个单体，然后简洁地把整个方案做完。Homa还说了一句对我们可能终生受用的一句话，那就是：
“You don’t have to make things overlycomplicated”
（在宾大连续被两个捏型studio暴捶之后，在内心无限迷茫即将毕业时能够听到这句话，感觉猛喝了一大锅鸡汤）
之后我们延续这个思路，进一步尝试通过改变原型的拓扑结构，研究单体与单体之间更加深层次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仅仅将单体并置在一起。多个单体的交叠使得原本的整体空间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标高，在有了层级区分后，空间之间保留了相互渗透的关系。
空间研究图解。主要研究的两种单体交叠带来的空间模式
模型交叠后，对结构构件密度、视野范围、雨水光照等自然元素进行研究。
对屋面进行处理，引入随时间而变化的自然元素。对结构形态、剖面尺度、城市对景、地面坡度与活动进行控制。
空间研究图解。对结构形态、剖面尺度、城市对景、地面坡度与活动的控制
这种边界的模糊性也带来了全新的内/外体验，不同尺度空间的相互配合也为承载更加具体的使用功能创造了前提。
初步研究模型。交叠之后的空间更加多样化，对视野的控制与空间的使用方式也更多变
在对方案的最终效果有了基本的预期后，我们转而结合已有的空间片段重新梳理了作为概念框架的Klein Group。Homa推荐我们研读Ignasi de Sola-Morales的论文Weak Architecture（《弱建筑》），以及参考石上纯也和SANAA等如何在方案中通过非强制性的设计手段，例如结构的密度、地面的起伏、自然光的强度等等，来引导和“策划”空间中各种活动的分布。
Ignasi de Solà-Morales。西班牙建筑师、建筑理论家。曾于巴塞罗那建筑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任教。致力于探究当代建筑中的“terrainvague”（模糊领域）
神奈川工科大学KAIT工坊广场，石上纯也。利用阳光和地面坡度形成对空间使用的建议，与KAIT工坊利用结构要素区分使用区域的做法一脉相承
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劳力士学习中心，SANAA。在创造连续的漫游场域同时利用地面的起伏限定空间
在Weak Architecture一文中，Ignasi的主要观点是现代主义之所以失灵，是因为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发展，社会的构成逐渐变得庞杂，各群体之间的割裂也与日俱增，社会不再像古典时期那样处于“小国寡民”、全民共享一套价值观的状态。而当现代主义以强势的姿态宣称要解决所有问题并介入高度个人化、碎片化的当代社会时，其失败是早已注定的。事实上，自60年代起，Archigram、Aldo Van Eyck、情景主义国际等等建筑师或团体都表达了对于一种更加弹性、自下而上的城市的设想。其中亨利·列斐伏尔通过写作表达了城市公共空间是对抗消费主义异化的最后堡垒的观点，号召市民重新取回对街道空间的诠释权，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的方式对抗以效率和营利为目标的上位规划。
荷兰艺术家康斯坦特则是通过绘画和模型，花费十数年时间研究摆脱了一切社会生产活动、只为嬉戏而存在的“新巴比伦”项目。在这个城市中不存在任何的功能，只存在随使用者喜好而改变的结构和空间。
新巴比伦模型，康斯坦特。只有作为基础设施的宏观结构不变，其上的所有要素都由居民根据需求更改
Ignasi所提出的Weak Architecture与这些观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殊途同归。他指出在当代的社会运行模式下，建筑应该有足够的“冗余”来容纳并激发自下而上的偶发事件，以一种活动的容器和城市生活的背景的姿态介入城市，而非以一种中心化、雕塑化、宣言化的姿态要求成为秩序的制定者。
新巴比伦草图，康斯坦特。无限延伸的巨构建筑成为了新的人造景观
针对建筑的纪念性，Ignasi认为传统的纪念碑代表的是一种以永恒的静态秩序和稳定性为基础的价值观。而当代建筑的纪念性不能够再指向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永恒”和“稳定”，而是应该指向对临时性和偶然性的事件（event），摒弃“象征”，回归最根本的“记忆”功能。这一刻可能对于每个人的体验都不尽相同，因此纪念性需要有足够的供每个个体诠释的自由度。为了做到这一点，纪念性建筑必须放弃传统纪念碑所采取的自洽的、占据视觉焦点的做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元素调动观者产生共情。因此弱建筑的纪念性来源于对周遭现实的强化，而非物体自身。
丰岛博物馆，西泽立卫。作为一个纪念性的美术馆，其外部形体尽可能采取谦卑的、去中心化的姿态，内部则通过与自然元素的互动营造极为强烈的感官体验。其手法包括用洞口控制视野以将天空以外的元素从视野中完全屏蔽、在洞口悬挂塑料条带使空气的流动可视化、地面用微有坡度的疏水混凝土，使得土壤中的水分通过毛细作用凝结出现于表面，再流动汇聚成水面等。这个方案用尽可能简单纯粹的形态操作营造了根据时间、天气、季节而变的无穷的空间体验。
借用文中的观点，我们重新界定了Klein图解中几个关键字的内涵。
1）器物 Instrument：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专精于某项工作的工具
2）非器物 Not-Instrument：不包含预设的目的；功能多样化
3）纪念碑 Monument：通过占据视觉中心而发挥纪念性作用；代表永恒和一致的价值
4）非纪念碑（弱纪念碑）Not-Monument：成为弥散的、去中心化的场域而发挥作用；代表偶然的、瞬时的事件
根据新的关键字定义而重新构建的Klein Group
（1）第一象限：Monument + Instrument（器具化的纪念物）
首先，传统Monument应该是稳定的、占据视野中心并通过象征性语汇表意的物体。那么Instrument和Monument的复合，也就是一个行使功能性的纪念物，应该是通过对周遭现实的强化，通过现象学的手段直接影响空间体验。因此，第一个所要探索的象限就是如何与场地的各种景观要素互动，提供独一无二的游览体验。
（2）第二象限：Monumentto Not-Monument（纪念与非纪念之间）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调整对称性、结构的传力路径、空间与空间的交叠以及将自然要素纳入空间的使用情景来解构现有单体的稳定性。当空间处于视觉和体验均极度不稳定时，我们就完成了从Monument到Non-Monument的过渡。
象限二：通过对完型和室内气候稳态的破坏解构纪念碑“完美”的特征
（3）第三象限：Instrument to Not-Instrument（功能与非功能之间）
对于Instrument到Not-Instrument，我们主要考虑的是践行新巴比伦的理念，取消空间与功能的一对一关系，通过空间的尺度、地面坡度、光照和雨水等软性的空间划分手法来营造一个具有开放性定义的公共空间。
象限三：通过对尺度和坡度的微调控制人群聚集的模式，彻底摒弃传统的功能分区概念
（4）第四象限：Non-Monument+ Non-Instrument的叠加（纯粹几何秩序的表达）
根据定义，这种状况应该是既不为了某个明确目的服务，也不在意周边的环境与空间感受的稳定性。我们姑且将它定义为建筑的自主秩序，在方案中则指向了两个或多个依据自身结构和几何逻辑互相交错而形成的in-between space。这些空间可以看成是多个秩序叠加之后产生的片段，如同两个规则图案互相叠加而产生的莫雷效应虽然可以感知到秩序的存在，但难以对秩序进行解读。
Moire Pattern，两组规则的图形重叠后，由于视错觉而出现的基于原秩序的新图案。
以上的四个象限：对环境的增强、对稳定性的解构、对功能的模糊化以及通过秩序的叠加而产生的新的自我秩序，就是我们基于纪念性与日常功能性这一对矛盾所构建的Klein Group。这张表格最终控制了方案中所有的建筑尺度调整、结构细化、流线引导、材质选择和效果图的表达角度等。
经过形态侧和理论两条线索平行相互辅助深化后，我们感到方案已经基本成型。在Final Review前两个星期左右，我们的Klein Diagram与方案的形态已经完成，剩下的就只是反复通过人视点的效果图来推敲各种尺度细节，并与Klein Group中的概念相互对照修改。因此最后阶段我们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尽可能全面地把一学期的研究成果通过图纸和动画的形式展现出来。
结构、空间、阳光、雨水共同作用下的跨越定义边界的城市公共空间
金丝雀码头侧交通点平面图，变换的对称轴创造变化的视觉体验
核心公共空间平面图。两侧类型相同的空间通过流线布置与地面材质进行软性的功能区分
核心空间横剖面图，下部结构具有成为主空间附属的服务空间的可能性
在Homa的studio中，探讨设计或者讨论本身成为了一件有趣的事，无论是基于对前期调研的探究或是对场地的理解，又或是设计思路或者形态操作上的调整。在这样一个氛围下，我们所讨论的不是关于哪个方式是最好的或是最为推荐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研究后发现每一种做法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在特定的环境因素下会带来怎样有趣的东西。中期之前我们本沉浸在一种最终形式确定的满足感中，但中期之后当我们打破原有的思路转而追求一些新的突破时，不再是对一种特定形式的精雕细琢，转而是一种持续令人兴奋的探索，而我想这也正是设计的魅力所在。总的来说对这个作品是满意的，与朱哥在保持一个较为轻松的schedule下完成基础的设计，同时对很多感兴趣的话题有了一些深入的探讨，整个过程令人享受。
作为研究生阶段的最后一个设计，正如Homa所说，这应该是一个让自己不留遗憾的设计。我确实“倾毕生所学”，为了这个方案调用了迄今所有的理论积累和结构知识，甚至让自己的英文学术写作能力获得了提升。感谢队友的灵光乍现、永远不满足的“内卷精神”与持续高标准高效率的产出，以及Homa近乎“放任”鼓励探索的教学态度，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目前为止将概念、结构与空间效果融合地最彻底的方案。
除了把方案做出来之外，在通过不断地码字与思考（整理这学期的草图时发现图没画多少，字倒是写了一本子）之后，到方案后期我们已经可以自己给自己评图，决定哪种做法更合适了。通过阅读与思考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进而对自己的作品有明确的期望，这应该是这学期最宝贵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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