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团队】

《转自：建筑结构-公众号》杂志社

张伟丨中建科技集团设计研究院（深圳）结构总工程师

龚晓南，1944年10月出生于浙江金华，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滨海和城市岩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转自：建筑结构-公众号》编委。1967年清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1984年获浙江大学岩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岩土工程博士。1984年博士毕业后在浙江大学留校任教，1988年聘为教授，1993年聘为博士生导师。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土力学及基础工程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主要研究方向：地基处理及复合地基、基坑工程、基础工程施工环境效应及对策、既有建筑物地基加固与纠倾、土工计算机分析等。创建了广义复合地基理论，促进形成复合地基工程应用体系。

1. 童年困苦，无法阻挡求学路

2. 清华园内，“两个口号”定人生目标

3. 秦岭山区，参加“大三线建设”

4. 十载春秋，再次重启求学路

5. 自筹资金，建成土木科技馆

6. 荣获洪堡奖学金，开启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博士后研究

7. 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率先实施“大土木”教育

8. 复合地基理论的提出及应用

9. 以平常心对待院士称号，寄语青年学生努力发挥潜能

1944年10月12日，龚晓南出生于浙江金华汤溪县罗埠区（现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罗埠镇）山下龚村。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民，兄弟姐妹共七人，龚晓南排行老大，有五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弟弟最小，与龚晓南相差21岁。可以想象在那个时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龚晓南父母能够养活一家人已经实属不易，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龚晓南回忆说，记得当时小学分两个阶段——“初小”、“高小”，初小是一至四年级，高小是五至六年级。“初小”几乎每个村都有，好像基本上还是普及的，但是“高小”就比较少，一般都是区政府所在地才会开设。提及此事，龚晓南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外婆家离“高小”学校很近，因此就在外婆家住了两年，才得以完成“高小”阶段的学习。

1955年，龚晓南“高小”毕业，参加升学考试被汤溪中学录取，当时录取分为“正取生”和“备取生”，龚晓南当时是“正取生”，但是因为难以筹到学费，他未能在“正取生”报到期限前按期报到入学。龚晓南说到，因为此事，11岁的他偷偷哭了好几次。后来父母见他求学心切，又喜欢读书，在众多亲友的劝说和帮助下，父母最后还是决定努力送他去上学。但当时已过了“正取生”报到期限，经过跟学校的多方沟通和商议，汤溪中学王校长和李主任考虑到其特殊情况，答应在“备取生”报到期限后如果还有招生名额，便考虑接收他。很幸运，最后龚晓南如愿入学，并在人民助学金、困难补助费和亲友的帮助下实现了继续读书的梦。

1958年，汤溪县并入金华县，汤溪中学改名为金华第四中学，并赶上各行各业“大跃进”阶段，金华第四中学开始招募高中班。因在初中阶段学习成绩很优秀，龚晓南是老师们眼中的“尖子生”，恰逢母校办高中部，老师和学校领导们都希望他能继续留在母校就读高中，这对他初中毕业后继续就读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当年龚晓南会考虑家庭条件，报考师范类或者其他中专学校，以减轻家庭负担，而无缘普通高中学习，也就不会有过高考“独木桥”的机会了。到了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党中央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注1]，把金华第四中学高中部撤销了，所有高中部学生并入金华一中[注2]进行插班学习，金华一中于1995年被授予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高考成绩当时在浙江省是第一名，师资力量很强，经过金华一中的半年学习，龚晓南成绩更上一层。龚晓南回忆说；“没有这半年的学习，我是考不上清华的”。因此，他特别理解家长一定要让孩子上个好学校的心情，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强大的师资力量对孩子学习是有很大影响的。

龚晓南说，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中大妹妹、二妹妹、三妹妹因为没有条件读书，现在还都是农民；四妹妹读完了中学，小妹妹和小弟弟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具备了读书的条件，因此后来有比较好的发展。可见，读书对自身和家族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童年困苦使得龚晓南养成了艰苦朴素、勤奋努力的品格，同时这些品格对龚晓南教学和科研取得的成绩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注：图中右起分别为龚晓南、龚志金、龚志银、龚志琴、龚志英、龚淑英、龚晓峰。

龚家七兄妹

1961年填报高考志愿时有两张表格，第一张是中央管理的院校，第二张是地方管理的学校，两张表格可以填写18个志愿。龚晓南说，老本子上还记录着，其中大部分是数学系、力学系，因师范类院校不需要学费，因此师范类院校占比也是最大的。反而土木类就一个，也就是第一张表的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至于为何填写土木类，龚晓南也回忆不起来了。总之，当年基本没有大学会来中学宣讲，中学老师没有意识对学生填报高考志愿进行指导；自己的亲友中基本都是高中都没有读过，甚至杭州都没有去过，也就不可能对填报高考志愿的专业和城市选取方面能提供指导了，因此自己填报志愿很随意。当年他想着只要能上大学、能继续读书就可以，至于能上什么大学、能学什么专业，基本很少考虑。然而，他就被这个唯一的土木类专业录取了，还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龚晓南大学一年级

进入清华大学前，龚晓南想法很简单，将来能有一份工作就行。进入清华大学后，他的想法被改变了，而是期望成为一名工程师，这个缘于清华园内的一句口号：“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当时国家对工程师非常重视，龚晓南崇拜的詹天佑、茅以升也都是工程师。除了“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这一个口号以外，另外一个恰逢进校当年提出来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注3]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清华园内除了良好的学习风气以外，体育锻炼的风气也非常好。举个例子，早晨图书馆占位学习会排起大长队，到下午四点半，图书馆基本就空场了，都活跃在操场，也就是从那时起，龚晓南养成了坚持锻炼的好习惯，使他受益终身。

因为离家远，加之考虑来回路费和时间问题，龚晓南在清华的6年期间，春节一般不回家。当时教授和学生关系特别融洽，在校过年的学生都会去教授家拜年。清华的二教门外面有一批别墅，教授们都住在那边，教授家里种了很多花儿，这种宁静祥和的生活环境和状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授也会说，只要大家好好读书，将来都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实际上这种潜移默化的引导，也一直激励着学生，为将来实现美好的生活而刻苦努力学习。

在大学五年级初的时候，也就是1965年9月，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龚晓南被派到了延庆参加“四清”运动[注4]。原本计划参加时长为3~4个月，后来实际一直到1966年6月，也就是在延庆呆了整整9个月。回校之后就“文化大革命”了，也就没法上课了。龚晓南说自己是幸运的，从1961年入学到1965年9月，在清华大学拥有了完整的四年学习历程，基础课程全部学完，专业课程也基本完成。但对于后几年入学的学生来说，学习的时间就更短了，尤其是1965年才入学的学生，仅仅只有一年学习时间。但是尽管如此，目前科学院的专家里面现在还是有一大批是那个时期入学的。因此，他认为学校掌握的知识多少并不能决定人的一生，一来知识更新非常快，二来学习也并非仅仅是学生时代才做的事情，而是工作之后的几十年来也应该一直做的事情。但是在学校里面接受到的训练、熏陶，以及结识的老师、同学、朋友对人的一生起着关键的作用。因而，龚晓南一直以来都呼吁多办大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走完高等教育的路程。

“大三线建设”[注5]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一个决策，当时提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当时国防科委选择在三线秦岭山区修建三个研究所，且由于那时校分配的学生都要到基层去工作的，所以龚晓南清华大学毕业后，就与其他14个学生到陕西凤县农林局报到，来到了国防科委8601工程处工作。龚晓南回忆说，当时到那里，什么也没有，最初的时候住帐篷，冬天靠烧碳过冬。建研究所首先要“三通一平”，水通、电通、道路通，然后平整土地才能建房子。要做“三通一平”，就要有设备、机械、材料；而上述物质需要运输过来，所以首先建了一个火车站。火车站建完就修公路，大概修了两年左右的公路；然后平整土地，再开始盖房子。由于以前土建系的建筑业知识面比较广，修道路、修桥梁都是可以做。龚晓南在那里自行设计、施工了好几个座桥，自己对此挺满意。随着时间推移，8601工程处的人员也从几十个人变成几百个人，这些人有清华毕业的、有北大毕业的、也有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但因土木系毕业的学生很少，所以搞土建的龚晓南他们受到了重视，其他学电学、激光学的人作为助手，听他们指挥修路等，说到这，龚晓南满是自豪。8601工程处有2个组长，一个管业务，一个管政治思想，两个组长对人都挺好，且由于忙着搞建设，加之地处偏僻，“文革”基本没有影响到他们。

后来，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8601工程处的三个研究所全撤销了。大部分人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到安徽蚌埠，一个是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厂。现在除了火车站仍在使用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荒废了。前几年龚晓南去看了一下，有部分建筑物被当地老百姓作为小学，作为幼儿园用，多数房子都是废的，门窗都坏了。

1978年，龚晓南考进了浙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离开了那里，为祖国的“大三线建设”贡献了十年青春，这段经历也培养了龚晓南不怕苦、不怕累的坚韧品质。

龚晓南1974年结婚，1975年有了孩子，因为老家是浙江金华，有了孩子后龚晓南就想找个机会能够回杭州。1978年开始了首批全国研究生考试，于是他就决定参加硕士考试。

到浙大读岩土工程倒是一个很难的事情，1978年考研究生，龚晓南岳父带他拜访浙江大学土木系的一位亲戚蒋祖荫教授（蒋教授女儿嫁给其岳父的弟弟）。蒋教授避嫌说：“我们是亲戚，你考到浙大搞钢筋混凝土专业，我当老师，那显然不合适。”由于龚晓南的成绩极好，其材料力学考了一百分。蒋教授就推荐了其他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从国外回来的曾国熙先生，那时曾国熙先生是浙大土木系唯一一位从国外回国留校的，在软土地基方面研究很有影响。蒋教授建议龚晓南报岩土工程，于是他就报了。龚晓南回忆道：“我学土木工程、学岩土工程都带有偶然性。现在回忆起来，报了岩土工程以后，我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舞台；客观说，土木工程本身也是个很好的舞台，因为从事结构工程的人多，岩土工程的人少；且结构规律性的东西多，岩土特殊性的东西多，所以岩土工程可能更好一点。”

浙大“岩土学科创业人”曾国熙教授的学术指导思想对龚晓南影响是很大的，曾教授一直都倡导岩土工程这一应用学科在人才培养、科研和生产上都应以基本理论、试验研究和工程实践三者密切结合作为指导思想。龚晓南指出：曾老先生几十年的实践，对岩土工程这个学科的特点认识比较深，他曾感触，老一辈人有好多是有力学背景的，他们认为土力学是一门力学学科，实际上土力学是一门自然学科。曾老先生在“走的”那一年，给他的三四个学生写了同样的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请学生再看看1985年在旧金山开的纪念土力学60周年的文章，可见曾老先生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学生的关爱之情。龚晓南提到：太沙基指出“在土力学里只有简单的才有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岩土工程的研究对象就是土木学，结构工程研究的对象相对来说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木结构，基本上材料的属性还是比较清楚的；而岩土工程的研究对象土、地基，其强度、变形参数是不清楚的，岩土工程具有特殊性。龚晓南也一直秉承、发展曾老先生的指导思想，并将曾老先生的学术思想总结为“问题导向；工程建设需要的是发展动力；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就是研究内容；坚持理论分析、土工试验和工程经验相结合；大道至简；解决问题，为工程建设服务”，这种学术思想激励广大建工人、岩土人砥砺前行。

曾国熙先生

20世纪90年代，211政策以前高校经费非常紧张，工作条件很艰苦。像浙江大学岩土工程学科，有20多个老师的一个研究所竟然没有一个办公室；更不要说一个教授一个房间，两个副教授一个房间了。龚晓南参加工作后，在实验室里整理出了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由4张桌子拼在一起的大办公桌，所长、两位副所长及一位工作人员就在这个办公室办公。

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学校不可能出资盖办公楼，所以在龚晓南担任土木学系主任后，他就设想依靠社会和自己的力量盖一栋办公楼，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党委和学校的支持。于是龚晓南他们就积极凑集资金，资金来自三部分：一是职工收入，一般每人出资一千；二是从通过继续教育及科研合作大家挣的钱中拿出来一部分；三是企业资助，主要是浙大土木系毕业的校友及合作的企业，因为20世纪90年代土木界的企业均是小企业，每个企业出资五万、十万不等，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出资比较多，资助了一部电梯，约二十几万；第三部分是资金的主要来源。

大楼为六层，建成后，校长题名为土木科技馆。当时整个浙大校区有电梯的楼，土木科技馆是第二栋。这样土木系的教授可以每个人有一个房间办公了，这极大改善了当时学校的科研环境。

土木科技馆

1984年9月12日，龚晓南通过博士答辩后，留校任教。有一天，龚晓南的恩师为了让其有更好的学习和开拓的机会，建议他去申请德国洪堡奖学金，并将路甬祥校长交给他的申请表给了龚晓南。当时洪堡基金会[注6]要求：申请人为博士，年龄限制为35岁，三篇英文论文，三位教授的推荐信。龚晓南当时发表了三篇英文论文，还有一个研究报告，并请到路甬祥、钱家欢、曾国熙三位教授为其写推荐信；虽然年龄超过了35岁，但是因为中国第一、二批毕业的博士普遍年龄均较大，洪堡基金会给予理解，放宽了条件。非常幸运，申请一次通过。“现在想起来也有偶然因素，因为合作德国导师1985年在日本一次会议上听过我的报告，估计申请书到了他那儿”，龚晓南追忆道。

1986年龚晓南收到了洪堡基金会邮寄的机票、火车票和零花钱及行程说明，开启了出国交流深造的新篇章。当时没有直飞德国的机票，机票为杭州到香港九龙，香港九龙到法兰克福机场，火车票为法兰克福机场到卡尔斯鲁厄[注7]，并附信告知从法兰克福机场下飞机后如何到某房间领取火车票等。洪堡基金会细致的组织工作使得不懂德文的龚晓南顺利达到目的地，龚晓南对其给予了高度好评。

在德国留学期间，洪堡基金会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让留学生熟悉起来。第一次活动是新生会，新生会只能留学生本人参加，就像我们的开学典礼，此会会安排三顿饭：第一顿饭按照留学生来源地安排座位，来源于同一地区的留学生被安排在一桌，如亚洲的留学生被安排在一桌；第二顿饭按专业安排，同专业的留学生被安排在一桌；第三顿饭按留学生将要去到德国的城市安排，同一城市的留学生一桌，如去卡尔斯鲁厄城的留学生若有8人，则此8人被安排在一桌。新生会过后，七八个月后会开一次年会，这次留学生可以带配偶和孩子参加，活动通常是在莱茵河旅游一天，晚上听一次音乐会，并去总统府接受总统接见。第三次活动是三个礼拜的旅游，此活动只能带配偶参加。

龚晓南到德国后，先在语言学院学两个月的德语，然后到所分配到德国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大学土力学与岩石力学研究所进行学习和研究。在他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国外的先进技术让他开阔了视野，“想学的东西太多，只能一边拼命汲取养分，一边时刻关注祖国建筑事业的发展状况。”在他看来，留学机会难得，要先把国内急需的技术学好学透。回国后好报效祖国，减少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注8]。

当被问及当时德国教授、博士、研究与中国的差异时，龚晓南提到，德国教授多偏实践，一般是从高校拿到博士学位后，在工程界实践几年，然后再回高校来应聘教授，所以德国的教授地位非常高。教授要给本科生上课，带本科上实习。德国博士学位比较难获得，有的研究8年才能获得，当然博士生的收入也不低，这使他们没有生活上的担忧。德国的研究所都有自己的精工车间，这样可以方便学生们做试验。

龚晓南在洪堡学者聚会上（1987年）

根据国内建设发展的需求。龚晓南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浙大土木系率先实施“大土木”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说起为什么要实施“大土木”教育，龚晓南回顾了浙大院系设置的变迁：浙大土木系由于1953年的院系调整，损失比较大；1953年院系调整以前有结构、道路、水利，且水、路、结构三个专业都是比较强的；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仅保留了结构专业；后来过了若干年后又重建了水利专业（当时称农田水利），土木系一直是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均有岩土方向。龚晓南当系主任期间，根据国家发展情况，创建了道路桥梁、市政工程、防灾减灾、经济管理等专业学科。同时龚晓南还组织了一个教学调查组，调研国外和解放前国内的教学课程设置情况。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龚晓南于郑州的某次会议上第一个提出了将“工程建筑专业”改为“土木工程专业”，即用大土木专业来培养学生。提出此理念两年以后，教育部就推行了土木工程专业。

龚晓南从1981年留校到其60岁，一直做研究生管理工作，在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路程中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建设工作（如教学计划、教学体系和教材的编制等），在其教育和培养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在多年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成果基础上，2018年，龚晓南院士、陈云敏院士、董石麟院士团队的《“大土木”教育理念下土木工程卓越人才“贯通融合”培养体系创建与实践》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注9]。谈及此奖，龚晓南一致强调这个奖是浙大土木工程集体成果。在“大土木”教育理念及良好的培养体系下，浙大土木工程专业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博士、硕士。

龚晓南指出，我国土木工程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对此专业做了很大贡献，复合地基就是其中的一个。当被问及是怎么开始从事复合地基研究时，龚晓南比较兴奋地追忆道：“研究复合地基得益于我1990年去承德参加一个关于复合地基的学术会议，会议上有个冶金技术研究院的教授提出：‘开了两天会，我越开越糊涂，你们谁讲讲什么叫复合地基？’尽管当时大家都叫沙砖复合地基、水泥土复合地基，但确实说不清楚什么是复合地基，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这次会议回去后，龚晓南就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这方面的书，但既没有找到关于复合地基的书，也没有找到关于复合地基的章节，于是他就下定决心集中精力做此事。

经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及提炼总结，龚晓南于1991年在《地基处理》杂志上发表了《复合地基引论（一）》和《复合地基引论（二）》，前者详细地阐述了复合地基的分类及定义、复合地基工程应用、复合地基的效用、复合地基的破坏形式；后者给出了纵向增强体复合地基承载力计算模式、刚性桩极限承载力计算公式、柔性桩极限承载力计算、散体材料桩极限承载力计算、桩间土极限承载力计算、复合地基加固区下卧层承载力验算。这些引论可以说是复合地基框架的一个提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张和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于1992年出版了复合地基领域的第一本著作《复合地基》（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首次提出了复合地基的理论框架、定义、形成条件和分类方法，并创建了广义复合地基理论，分析了复合地基与桩基础、浅基础的关系，复合地基与双层地基，复合地基与复合桩基，以及基础刚度对复合地基性状的影响等问题，成为我国复合地基发展史上第一座里程碑。这在行业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几年后，同济大学一位博士生在其论文中经研究对比认为，复合地基的分类全国有七八种，还是浙江大学龚教授的分类方法比较好。

龚晓南院士指导学生做试验

龚晓南强调复合地基理论发展和完善是系统的、持续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应用复合地基技术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要具体工程具体分析。如采用复合地基技术处理以后，有的工程效果非常好，沉降非常少，甚至没有沉降的发生；但有的工程采用复合地基技术处理以后，却沉降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通过试验研究，龚晓南提出，复合地基的压缩量主要是产生在加固区的下面土层，若这层土很容易压缩的话，沉降会很大，所以要求复合地基加固区的深度要加大；并指出，在道路工程中应用复合地基技术时，应在道路上加做垫层。

龚晓南院士在工程现场指导工作

经过近30年的理论和技术创新，复合地基已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高速公路铁路、市政道路、港航、机场等工程建设领域。例如，在广佛高速建设中，应用复合地基技术，即通过在地基中设置桩体等增强体来提高地基承载力，控制工后沉降，解决了新旧地基的融合处理问题；在杭宁高速公路的建设中，浙江段软土层厚度变化大，与填土路堤连接处极容易出现“跳车”现象，龚晓南团队经过一次次现场踏勘、检测，设置了复合地基处理过渡段，有效缓解了差异沉降，控制了“桥头跳车”现象，杭宁高速上的防“跳车”经验，已普遍运用于软土地基高速公路的路堤与桥头连接。

在2019年召开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龚晓南领衔，浙江大学、天津大学、长安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复合地基理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龚晓南院士课题组荣获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当被问及对自己是浙江省培养的第一位博士，也是中国岩土工程界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的身份认识时，龚晓南强调：“我是第一个毕业，第一个什么，其实不说明任何问题，就是一个机遇，运气好。”在被追问当时的情况下，龚晓南透露，当时毕业答辩时曾国熙先生请了两个学部委员，还是很隆重的，1984年9月12日毕业答辩通过，9月14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浙江大学培养出第一个博士》，当时的电视台也是播放了答辩的镜头。

对自己评上院士身份的认识，龚晓南平静地说：“评上院士，我的生活不会有大变化，依然是科研、教学，用理论解决各种问题。”并强调，1988年升为教授和1987年的教授没什么太大区别；院士也是这样，2011年的入选和2010年的入选没有太大区别，入选前和入选后也没有变化，始终以平常心来对待。反而客观地说，当院士以后，一要慎重，另外就是要更努力，要注意知识深度和广度的平衡。最后，龚晓南说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身份：岩土工程学专家。

龚晓南指出，作为一个青年学生，首先，不管干什么事情，勤奋是基础；哪怕再聪明，你还是要学习的，这个是基础；另外，尽量挑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但是当你挑好了就得好好干，这样人的效率和能力会激发出来；凡事要从小事入手，通过完成一件件小事情，积累一段时间后，可能有一定的成果；最后要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估计，你的期望不要超过你自己的潜能，北大某校长说：一个人要尽力发挥自己的潜能，同时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寿命。

左起：吴定燕、龚晓南、张伟、时娇娇

龚晓南院士与采访团队合影

为方便阅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文中提到的几个关键名称做了解释。

[注1]八字方针：从195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也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届十中全会后，“八字方针”和阶级斗争同时并存，随着“大三线建设”的进行，“八字方针”退出经济舞台。

[注2]金华一中：金华一中即浙江金华第一中学，创建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校名先后易为金华府中学堂、浙江省立第七中学、金华县工农兵“五七”学校、金华市第一中学等；1998年，改名为浙江金华第一中学。该校是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1959年5月，学校被列为浙江省重点中学；2006年，学校被确定为“浙江省百年名校”；2014年，被授予“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称号。龚晓南院士被列为该校教育、学术界知名校友。

[注3]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清华大学的一种体育精神。清华的历史上有一条“铁”的规定：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有较好的身体素质，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清华大学建校之初，学生毕业后需赴美留学。为了能够适应全新的竞争环境，学生必须加强锻炼，强健体魄。1912年周诒春出任清华副校长，确立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方针，把增进学生健康、增强学生体质放在重要地位，使清华成为中国最早设立正规西式体育的学校之一。1957年11月29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面对已经76岁高龄但却依然面红身健的马约翰时表示：“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1964年1月，在庆祝马老服务清华五十年的大会上，蒋南翔又一次表示：“把身体锻炼好，以便像马约翰先生看齐，同马约翰先生竞争，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从此，这句脍炙人口的号召成为清华大学博大精深的文化理念中重视体育、崇尚体育的一个标志，更成为一项很有影响的办学特色。

[注4]“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前期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1965年1月14日中央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是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的。它纠正了在农村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等问题。首次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简称“四清”运动。

[注5]大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大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发生背景是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由于三线地区社会经济落后，导致建设起来的企业单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经营发展都极为困难，但是大三线建设也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以及大量人力资源，来到祖国规划的“三线地区”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粗略从行政区划看，三线地区分别指的是：

一线地区：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西藏。三线地区：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腹地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区，就是二线地区。

[注6]洪堡基金会：洪堡基金是为纪念德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科学考察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于1860年在柏林建立的。1923年之前，洪堡基金仅资助德国学者到外国进行科学考察，1925年后，这项基金转为支持外国科学家和博士研究生在德国学习。1945年，基金会停止了活动。根据原洪堡学者的倡议，基金会于1953年12月10日由联邦德国再次建立（具有法人资格），办公地点设在波恩市巴德·哥德斯堡。第二年基金会就提供了75人的研究奖学金。此后，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14000名学者得到过它的资助。从1979年至1998年，先后有774名中国学者获得洪堡奖学金的资助，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副院长严义坝、教育部副部长韦钰等。

[注7]卡尔斯鲁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是德国西南部城市，属巴登-符腾堡州，是继斯图加特的第二大城市。

[注8]三大差别：三大差别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私有制社会中表现为对立关系，如城市中工业资本家对体力雇佣劳动者和农民的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消失，但它们的差别仍然存在，如农业落后于工业，乡村落后于城市，体力劳动者在文化技术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落后于脑力劳动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三大差别将逐步消失。

[注9]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教育部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获奖的一等奖和二等奖项目由教育部批准，特等奖由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开展教学成果奖励活动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对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和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检阅和展示。1989年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奖励大会，以后每四年进行一次。自此，国家教委确立了每四年一次的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制度。2018年之前，已经开展了七届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