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漫行博物馆（id:MX_BWG)

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于5月16日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辞世，享年102岁。

贝聿铭出身于苏州望族，生于广州，10岁随父至上海与苏州生活学习。18岁赴美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就读建筑学专业。毕业后投身建筑事业70年，代表作有肯尼迪图书馆、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香港中银大厦、北京香山饭店、日本美秀美术馆、苏州博物馆、卢浮宫金字塔等。

1985年5月2日，贝聿铭站在卢浮宫金字塔原尺寸大小的模型旁边

贝聿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成功样本，他经历了东西两种文化的黄金时代，又恰好躲过了它们的灾难和衰退期，从两个对立又互补的世界中汲取精华，形成了自己的风范。

1979年，贝聿铭获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美国建筑界同时宣布该年为“贝聿铭年”。Photo by Yousuf Karsh

贝聿铭对博物馆设计情有独钟，而博物馆界对他也格外青睐。曾有媒体采访过全球15家博物馆的负责人，问如果重建新馆，他们会选择谁来担此重任。有14位馆长都表示，一定是贝聿铭。

今天，让我们走进贝老设计的博物馆，听听他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的——

2006年，贝聿铭庆祝苏州博物馆开馆。（by Ariana Lindquistvia 纽约时报）

建筑的存在，是为了改善生活。建筑不光是空间中一个供人观赏的物体，若将建筑矮化至此，未免太过肤浅。建筑必须包含人类的活动，必须使其显得尊贵。

苏州博物馆灰与白的色彩，与苏州古城采用的传统颜色一致，并与这一带的绝美园林互补，其中有九座园林已名列世界遗产。

这件案子很特别。我在苏州长大，离上海不远……而这个地点(注：建筑基地)实在再令人兴奋不过了。那是一块很特别的基地，周围是漂亮的园林。我想这件案子会触动我与过去的关系，我的祖先、我的故乡。

精心挑选的树木给馆内花园增添了一丝雅致

苏州博物馆有别于香山饭店及其他许多案件，在三度空间上有所差异。其他案件都是平屋顶。我为苏州博物馆提出不同的体量解决方案，这是主要的变动。

池塘背景是由贝聿铭设计的石艺墙

我的家族庭园历史，可追溯至元代的道僧。然而品味日益下滑，直到我叔公决定改变(注：知名颜料商贝润生)。他们在不远的太湖选了石头，然后养石，亦即把挑好的火山岩放在水中浸个十五、二十年。他们会在上面凿洞，再放回水中，让它继续浸蚀，直到石头变成美丽的东西。这就是石头的制作过程，在苏州很常见。石头在园林就和雕塑一样重要。元代的诗人与画家会造石园林，但后来已没有画家与诗人做这件事了……我派了年轻建筑师到山东省的采石场，带四五十块石头回苏州。我选了大约30块，而在2005年，我去到那儿，看见石头全放在地上，于是我坐在桌子中央（现已是池塘），看着墙壁……那里有一台起重机，于是他们依照我的意思，把石头定位。我在那里呆了约1周，最后看起来还算不错。

苏州狮子林，贝聿铭的原乡

我是到了后来，才意识到以前在苏州的时光让我学到什么。回顾起来不得不说，没错，那段时间影响了我，让我知道人与自然可以互补，而不是只有自然。人的手与大自然结合之后，就成了创意本质。

生活与文化的差异，势必影响博物馆的设计，以保存、展览其艺术品。

贝聿铭在苏州

从东方到西方

我在苏州时，能够深刻感受到过去，但是在上海，我却看见了未来，或者未来的开端。上海盖起的新大楼显然对我有影响。的确，他们能盖出一栋比一栋高的大楼，实在相当吸引我。那时很特别。苏州的房子不过就是一两层或三层楼，而上海是十层、二十层、三十层。我会对建筑有兴趣，原因多半在此。

青年时期的贝聿铭

一座给上海的博物馆

1940年代初期，贝聿铭在哈佛设计研究所师从格罗皮乌斯，曾经质疑现代建筑的一统性。他主张，现代建筑应该探索生活与文化的差异。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我说，我想要对自己证明一件事：建筑的国际化是有极限的。会这么说，是因为世界各地气候、历史、文化与生活等种种差异，必然会影响建筑表现。……格罗皮乌斯说：“你知道我的观点，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那就去证明吧，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我选了一个主题：为上海设计一间博物馆。

马塞尔·布劳耶

我做了一个立体派色彩的设计，交给老师看。马塞尔·布劳耶认为这是哈佛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创作案件。

贝聿铭作品：上海博物馆(1948年，未建设)

我设计的上海博物馆方案，在我看来，博物馆是一个收纳艺术品的容器，这些艺术品和西方艺术品很不一样。从文艺复兴以来到十九世纪的欧洲艺术品，多半是艺术家接受委托，赞扬教会或国家的力量。但是中、韩、日的东方艺术品，则是供私人赏玩。例如重要的画作，并不会长时间挂在墙上。那些画作是让人摊开、欣赏一番之后，再卷起来收好。

建筑是一种艺术形式，这一点毋庸置疑。也难怪我对立体主义开始发生兴趣，就是感受到它与建筑之间有某种共生关系的时候。就这方面而言，柯布西耶的作品无疑影响了我。

勒·柯布西耶

博物馆是恒常的

我向来对公共建筑最有兴趣，并认为最好的公共建筑案就是博物馆。我偏好博物馆，是因为它总结了一切……我在盖博物馆的时候总会学到许多事情；如果我不去学，就无法设计。

卢浮宫改建将在我的建筑师生涯占据第一的位置

他们会找上我做这件案子，实在太令我意外了。你知道法国人的，就更别提巴黎人了，卢浮宫在他们心中是深具纪念性的建筑。

找美国华人来做案子，实在太出乎我意料。……法国总统密特朗是学建筑的，在找我之前，他曾做了许多研究。他说：“你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做出了特别的东西，把新与旧整合在了一起。”

我虽然兴奋，却没有立刻答应接下案子。反而告诉密特朗，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探索案子，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委托。八百年来，卢浮宫对法国人一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建筑，反映着他们的历史……我在这四个月好好研究了一番，要求造访卢浮宫四次，每个月去一次……密特朗都答应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设计什么，是不可能为自己的设计辩护的。

卢浮宫是你一辈子绝无仅有的挑战

我明白卢浮宫的建筑是不可以切断的，因为它的身份强烈，大家的眼光会马上拒绝任何建筑物增设的部分。因此，我决定让自己扮演景观设计师，而非建筑师。给我最多启示的，是勒诺特(注：安德烈·勒诺特，法国景观建筑师，1613-1700)……玻璃能映照出卢浮宫与天空……我喜欢想象为喷泉、为金字塔赋予生命的是法国精神——即使是由一个美国人设计。

为什么用金字塔？就形式而言，金字塔与卢浮宫的建筑内容最相容，尤其卢浮宫有着多面屋顶。金字塔以玻璃与钢构成，意味着与过去的建筑传统区分，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作品……金字塔具有象征性入口的功能，由此进入庞大的复合体，里头是蜿蜒相扣、不存在中心的建筑物。

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前

这座建筑物必须联系朗方于1789年规划的建筑群(注：皮埃尔·夏勒·朗方，1754-1825，法裔美籍建筑师与土木工程师)，以及1900年麦克米兰继续发展的建筑物(注：参议员詹姆斯·麦克米兰，华盛顿特区核心地区重新设计的主要倡导者)。

我认为新的建筑必须与原有的建筑群联系起来，尤其是约翰·罗素·波普设计的西馆。这与社区的居民关系有类似之处。在我心中同样重要的，是这栋建筑物必须能代表它的时代。或许是我内在的华人思维，让我如此尊重和谐：我深信一个地方的整体，比个别部分更伟大。

基地是三角形，而且不是等边三角形，因此我们在面对一旁的西馆时会出现困难。西馆是古典建筑，位于东西/南北完全对称的基地。而我们必须在此设法做出联系，才能成为整体建筑群的一部分。所以轴线必须从旧建筑开始，之后当你来到这个不规则的基地，要找出能配合轴线的三角形，其他地方则成为另一个三角形。案子由此展开，重点是寻找与西馆轴线的关系，并将剩余地方放进另一个三角形。

巴洛克来源“秘诀在于曲线表面”

基地是三角形。一开始我觉得很棘手，觉得自己得去克服这一项限制。有时你试着去解决一项问题时，可能会灵机一动，化阻力为助力。这次的灵感则与透视法有关。我参观过许多伟大的建筑，尤其是在欧洲，从中学到关于移动与透视的一课。最后我找到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德国南部的维尔增海利根朝圣教堂。我在那里发现了教堂设计的感官性，很能满足感官享受。当时，我还不明白那代表市民，但我面对这个三角形时，便想起了德国的教堂……秘诀何在？我想秘诀在于那些教堂表面的曲线，是承袭了博罗米尼(注：巴洛克建筑师)的手法，透过千变万化的光线赋予生气。

曲线表面有无限多个点，你如果在这种空间移动，视角会不断改变。多数建筑物是在方正的网格上设计，只有两个消失点。但三角形网格则有三个消失点。这项案件让我学到一课，是如何把基地的难题变成优势。

对光线的重视

马塞尔·布劳耶是我在哈佛最好的良师益友。我们夫妻俩曾与他和他的妻子康妮到希腊两次……我们在旅途中很少谈到建筑。他对光线非常感兴趣——会带来影子的光线。如果希腊有何特别之处，那就是光的特性。因此，或许可说我是透过他看待光线的方式，更了解光线对建筑的重要性。

光在我的作品中向来扮演重要角色。我很喜欢早期的立体派雕塑，要欣赏这些雕塑，光线绝不可少。事实上，如果没有光线，就不可能欣赏任何雕塑了。这一点也可以延伸到建筑。我认为，我在设计建筑时，光线是首要考量之一。

如果我在建筑中运用了光，就是运用了自然的力量。如果我运用几何结构赋予严谨性，比如像香港中银大厦这样庞大的高楼，那么我就是理解自然的力量。那似乎是自然的、基本的，然而要能敏锐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却需要时间。

转自：钢结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