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结构设计-公众号“
1958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建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大,内容最复杂,要求最高的建筑。其设计方案经过七稿讨论,专家组共做出了84个平面图,189个立面图,之后又请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分别组织少数有经验的建筑师在发往全国的8个方案的基础上各做一个综合方案,以便最后提请总理审定。
1958年10月14日,周恩来审查了专家组送交的由这三家单位设计的方案。他首先详细地看了3套方案的平面图和立面图从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并一再征求在场同志的意见,最后决定采用北京市规划局赵冬日的设计方案。
大会堂建筑方案的设计者赵冬日
当时的设计建造部门还制作了上图这样的模型
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模型
1958年10月28日,大会堂“体型”确定后,破土之前的拆迁工作便展开了。这时候,距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只有短短的11个月
大会堂开始建设的工地场景
负责建造大会堂的是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而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便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七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镈,随即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师。
总建筑师张镈
大会堂刚一动工,当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张鎛,对大礼堂的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们必须全部坐在大礼堂的一层,且每个座位都要配备桌子或者放文件的设施。
张鎛打开总理审定的那张设计图,马上发现彭真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图纸上,万人大礼堂被设计成了圆形,按每个座位最少占0.9平方米计算,大礼堂的第一层最多能容下2750个座位,与彭真要求的3500个相差甚远。
圆形礼堂平面示意图(转自《建筑设计资料集》)
张鎛立刻拿起图纸找到人民大会堂的主创设计师赵冬日,想商量着在大礼堂的形状上做些修改。赵冬日的回答却给了张鎛当头一棒——“圆形是周总理亲自定下来的,轻易不好变动。”的确,在大会堂设计的前几轮,“总理要求做成圆形”是建筑师们中间流行的说法,也不光是市规划局,几乎所有方案都把大礼堂设计成了圆形。赵冬日给张鎛出了个主意:一层观众席压缩每座0.9平方米的硬指标,再把其余的6000多个座位安排在三层挑台。
红色区域为挑台空间(转自《建筑设计资料集》)
凭着多年的经验,不用画图,张鎛也知道赵冬日的建议不可行:大礼堂是圆形,挑台自然是月牙形,这种形状越往后座位越难排列,挑台的层数不能多,否则就太高太陡了。张鎛一直拖到10月31日,才把“三层挑台四层座位”的大礼堂平面施工图勉强做了出来,在这张图纸上,大礼堂第四层座位的俯角已经达到了“危险”的30度。
月牙形挑台平面示意图(转自《建筑设计资料集》)
时间转眼就进入了1958年的11月,大会堂的施工速度十分惊人,马上就要推进到万人大礼堂的部分了——再不更改设计,观众席很可能成为大礼堂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张鎛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却越来越多——渐渐地,一条古老的河道竟显现在大家面前。有见多识广的工人说,这条河道在广场东边公安部大楼施工的时候也出现过,怕引起地面沉降,公安部还特别做了两层钢筋混凝土的地下室——这个方法在大会堂却行不通,由于面积太大,工期又太紧,大会堂根本没有地坪下的深地下室,只做了井字形的刚性基础、钢筋混凝土墙来支撑整个结构。
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这条两度“神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古老河道,就是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谁能想到将近1000年后,摇摆不定的“无定河”又给施工中的大会堂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由于一时找不出防沉降的有效方法,大会堂工程被迫暂停了。
建设中的人民大会堂布满了脚手架
施工的停滞倒为张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在大家着手制定防沉降措施的这几天里,市建院院长沈勃陪同彭真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张鎛向自己的领导诉说苦恼时,身为国庆工程负责人之一的沈勃告诉他,所谓“圆形大礼堂”的指示,竟然是误传。
总理做指示的时候沈勃就在当场,其实,周恩来的原话是“后墙两侧用圆角向前围合”,并没有具体要求做成某种形状,“圆形”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至于张鎛硬着头皮做出来的方案,更被沈勃断然否决:“体育场把看台做成27度的俯角就已经很陡了,30度的角,肯定不行!”
沈勃随即叫上赵冬日和张鎛,重新商议大礼堂的观众席设计。最终,大家决定挑台控制在两层比较合适,不够的座位,则用取消一层部分过道的方法“找”回来。从最终的施工图上看,观众席的平面形状也发生了改变,成了接近扇形的样子。
扇形礼堂平面示意图(转自《建筑设计资料集》)
建成后的人民大会堂平面图,红色区域为召开十九大的礼堂
人民大会堂工程竣工现场
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内景
之后,永定河故道上的防沉降措施已经做好,大会堂的施工摆脱“出师不利”的阴影,继续以惊人的高速推进了下去。
来源:同济设计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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