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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话语里， “包工头”是一个略带贬义的称呼，也含有不屑的语气，等同于“土老板”。

我不承认自己是土老板，好歹还是有点文化的，虽不敢号称“儒商”，但也不土吧，呵呵。

当初之所以砸掉金饭碗下海，是受到家乡人的影响。在我家乡人眼中，“包工头”熠熠生辉，是和“有钱”“成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热议的话题，多数都和“包工头”有关，绝不是什么王菲与李亚鹏的离婚，也不是雷政富与赵红霞的视频。我正是在虚荣心的膨胀下，也决意想当“包工头”风光一把。

但等到自己进入建筑行业多年后才明白，“包工头”日子并没有外界人所想象那样风光，更多的是无奈、压力、辛酸，只不过很多人爱装衣锦还乡，故意给家乡人错觉，好让他们羡慕嫉妒恨。

回想一下的话，20世纪90年代初，这行业确实是存在暴利的，最早从事建筑的老乡都一夜暴富。但自2000年始，建筑行业的暴利时代已过去了，进入微利时代了。建筑行业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为了拿到工程，你必须用尽各种手段。

在娱乐场所请甲方娱乐，可以说是必备项目。我不是土老板，所以不太喝酒，也不喜欢夜总会那种震耳欲聋、醉生梦死的环境，但从事这个行业后，为了伺候好甲方，讨其欢心和高兴，只好举杯必饮。10年的酒精量，可以用吨来计算了，酩酊大醉是常有的事，最怕是喝了假酒，头部疼痛几天也未消除。

我曾是一个五音不全者，记得刚拍拖时，让女朋友教歌词，一句一停顿，没有乐感，笨拙极了。经过10年来夜总会的磨练，我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业余歌手，不会逊色于那些在夜总会跑场的歌手。以至于有一次与多年未见面的同事一起唱K，当我演绎唱完一首《高原红》时，他惊讶地盯住我，不敢相信是我唱的，我并不意外他的反应，只淡淡看他一眼，反问他一句：“你知道我会唱的每一首歌需花多少钱吗？”看他更疑惑的表情，我告诉他，由于自己常陪甲方去夜总会太多了，潜移默化，日积月累，聚少成多，已经练熟了不少歌曲，以备上场之需。所花在唱K费用方面，以自己熟练的歌曲数平摊下来，每首不少于2万元人民币。有一次与做消防工程的朋友黄先生喝酒聊起这话题时，他比我还厉害，据他粗略估计，每首不少于4万元—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按外行人的理解，既然公关费不菲，动辄几万乃至几十万元，甲方应该会于心不忍，肯定要与你签合同的呀。其实不然，这只是承揽工程业务的第一道门槛。建筑行业的甲方心肠比钢铁还要钢铁，你的投入，并不一定能拿到项目。

在我的家乡，因为这种原因而破产，债台高筑的“包工头”不在少数，有的出远门帮人打工度日，有的为了躲避债务而远走他乡，有家难回。但这种反面的教材并没有吓跑妄想在建筑行业捞“第一桶金”的创业者们，他们仍像飞蛾扑火般投向建筑行业。

现在，我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电话—开车—茶楼—业务，小车每天旅程表不少于200公里。自2008年的那场金融风暴后，我联系工程时的消费也理性了许多，不再大吃大喝了，也不迷信完全靠伺候甲方公关手段承揽工程业务了，合同签订前，甲方提出过分消费要求都免谈，任何不以签合同为目的的工程项目都是假项目！—学费缴交后，总该有所收获吧。

包工头圈子流行一种共识：包工头有“三怕”，一怕工地财务来电，二怕甲方不按时付工程进度款，三怕工伤事故。多年来，我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压力，自己接触不少的工程大项目，小则上亿元，大则几亿，以自己的业务能力，管理能力，技术力量，完全可以按合同完成任务，这样的项目可以令自己的事业冲上一个新台阶；但由于这种大工程项目前期启动资金需二三千万元，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只能忍痛放弃。

在这里，我深深体会到资本的力量，也深刻地理解到为何要用“资本”来命名一个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原因。我和许多小型、微企业创业者一样，拥有创业的劲头与梦想，也有创业能力、管理企业经验，但万事俱备，只欠资金。

以自己所受压抑那部分创业能量估算一下，如果拥有足够创业资金，中国人所释放的创业能量是巨大的。

如果工程项目已上马，犹如上弦的箭，上轨的火车，没有停顿的可能，而又缺钱，怎么办？我只能在民间借贷了。虽然知道借这种资金，无异饮鸩止渴，但也无可奈何。我的哥们老乡，在工地资金紧张时，向乡下高利贷者借了500万元，月息5分，每月利息25万元，工程的利润都让高利贷黑洞吞噬了。

由于建筑行业是一个资金需求量大、竞争激烈的行业，许多“包工头”为了承揽工程业务，站稳脚跟，也不惜铤而走险，通过亲朋，民间高利贷者渠道进行融资，根本不考虑融资成本和投放资金回笼风险，不评估工程项目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情况，盲目投资，一旦项目亏损或项目资金无法按时回收，包工头往往“跑路”逃债。

工程业务竞争，不仅是自身资金实力的较量，更在于背后社会关系的较量，说白一点，若有当官的撑你，工程中标胜算更有把握—在以政府为投资建设主体的工程领域内，表现更明显。这基本是行内公开的秘密。

我有一个老乡，基本垄断了某市所有市政工程施工，当然每一个市政工程项目都经过所有招标流程，程序合法，手续齐备，经得起领导检查和媒体监督。但在我们这行内的人都心知肚明，这些程序，手续，资格审查都是聋子的耳朵—摆投而已，无法真正防止投标人的串标。反而这些程序成为保护投标人的合法外衣。而能够中标这些市政工程项目的单位或个人，也绝非普通的建筑公司或那些小包工头了，肯定是与某政府官员有私交的建筑老板或政府背景的国有建筑公司。

比如，前几年某市大兴土木，许多市政工程，体育设施工程需要投标发包。据我估计（本人也曾接触这样的工程项目，因为经过几手，最终没有做），某市几百个标段工程项目，没有几个中标单位是施工方，真正的施工方往往通过第三、四，甚至第五手才接到这个工程项目，层层的转包，利润大头全在中标单位和中间商手里，施工方所赚的仅是牙慧之利，体力活的钱。

而中标单位的幕后老板，肯定是非富即贵，从中标单位接一手活的，肯定是直接的关系户了，并且很有钱（因为开工前要先支付一大笔中标费）；接二手活的，也是一手活的老客户了，层层流转，到了真正施工方，工程项目原是一块肥肉也被啃成鸡肋了。

“一等人靠权贵关系赚大钱，二等人靠资本赚中钱，三等人靠技术赚钱，四等人靠流汗赚小钱”。社会等级序列和食物链，在建筑行业里也同样充分体现出来。

小老板们有一个特征，基本没有家庭时间和假日时间。家里的女人和孩子都习惯了，若你在家呆了几天，反令她不习惯了。

在媒体、公众的眼里，农民工是弱势群体，需要保护他们的权益。其实，通过这么多年观察，在建筑行业上，弱势群体的名单上还得加上中小包工头。

一方面，他们不敢得罪所挂靠的建筑公司，必须完全履行合同中的所有条款，因为所有工程进度款都经过公司账户出来；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工不按劳务合同履行义务，若按违约责任去罚款，农民工易跑到政府部门投诉静坐，政府主管部门会出面干涉，通过挂靠公司施压包工头，挂靠公司担心工程投标资格被政府取消，往往息事宁人，也不管责任归属谁，优先垫付工钱给农民工，然后从包工头工程款扣回。包工头在这个工程中完全没有博弈筹码，实际上是“夹心阶层”，两头受气。

有时候反而羡慕那些小班头，拉了几十号人，不用资本金，没有风险压力去承揽劳务分包工程，包赚不亏的买卖。若有老板拖欠工钱了，只要往政府门前坐一会，政府就会出面追讨工钱，包送到手里。

有时候，甚至会羡慕农民工，虽然我知道这难免有点心理变态。可却是真心话。

说到心理变态，我想说，你要在这个行业混下去，不变态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这行业，做得成功的老板心都狠，首先对自己狠，其次对工人，甲方要狠。我所接触的建筑行业的老板中，普遍存在心理变态，脾气暴容易发火，防范心重，冷漠，迷信用暴力手段去解决纠纷。

但我是一个心肠软的人，甚至有点不合时宜的人文关怀。这明显就是一个弱点。

怎么办？多年来，我常有走上不归路的感觉，尤其是现在，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只能是继续往前，希望时来运转，赚到该赚的钱，然后转行，远离此行，越远越好。

然而，这是一个外贸萎缩，内需未振的环境。虽然房价还在上涨，泡沫在吹大，可风险也在积累。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已经像蛇一样冬眠，不知能支撑多久。我虽没那么悲观，但隐忧，仍驱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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